挽语挽联_经典语录_ 各位名人的挽联摘抄赏析【3】

挽语挽联_经典语录_ 各位名人的挽联摘抄赏析【3】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已在死亡的边缘，他勉强睁开眼睛，看着守在身边的三个孩子，握住坐在床边的夫人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在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名文《别了，司徒雷登》中，郑重颂扬了他，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许德珩挽朱自清说：“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冯友兰挽梁漱溟：“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认为：先生的姨妹张充和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确切的。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邓孟硕入狱后，叶小凤于某报上撰《狱中人语》，云：“幸得遇家人，方欷嘘相告，而狱吏传呼声，又如枝上黄莺，惊人断梦，仰视星月，凄然上窗，念得与世人同其所见者，惟此寒光耳。”

　　谭嗣同认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刀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

　　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血脉偾张，声泪俱下，读其文可以想见其人矣!

　　张勋复辟，黎元洪避难日本使馆。段祺瑞“再造共和”，继任总理，他亲至日本使馆谒黎，请其复职。黎以此次明令张勋率兵人卫，酿成巨变，应负全责，愧对国人，决心下野。黎通电语极痛切，系出于饶汉祥之手。此君长于骈体。通电之末，有警句云：“岂有辞条之叶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

　　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竞至产生以身殉道之念，经常独自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泣为之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终于自杀身亡，距秋谨遇害尚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闻道两宫将回銮，庆王奕勖由京城迎驾于开封，临行前问李鸿章：“中堂有何话说?当为代奏。”李氏日：“要说的话甚多，两官抵京后，当逐细面陈。惟老且病，不能久跪，将来召对时，可否破格赐坐，以便从容陈奏，请王爷先以此意代达。”然未等两宫回京，李中堂已病逝于京城。

　　维新事败之后，光绪皇帝也被慈禧软禁在瀛台。瀛台三面环水，冬天水面结冰，光绪常偷着溜冰出去，又被门卫阻止。后来慈禧干脆命人将冰凿开。一次，光绪看《三国演义》，刚读几行便掷书长叹日：“朕且不如汉献帝也。”

　　康广仁死后，康有为悲痛欲绝，说“余有折翼之痛”。写诗日：“夺门白日闭幽州，东市朝衣血倒流。百年夜雨伤神处，最是青山骨未收。”

　　康有为生平得意门生，一为梁启超，一为谭嗣同。戊戌之役，梁氏得逃，谭氏遇难，康有为挽谭联云：“逄比孤忠，岳于惨戮，昔人尚尔，于汝何尤，朝局总难言，当随孝孺先生，奋舌问成王安在;汉唐党锢，魏晋清流，自古维昭，而今犹烈，海疆正多事，应共子胥相国，悬眸看越寇飞来。”时人叹为绝作。

　　蔡锷病逝后，小凤仙即誓不欲生。鸨线频劝之，乃止。是晚，小凤仙饮刃自尽，其案置一绝命书，语极凄惨沉痛，内云：“妾与蔡君，生前则天涯远隔，死后或魂梦可依。”又云：“当日临别誓词，言犹在耳。今者君死，妾乌忍独生。或者精魂仍毅，飞越重洋，追随蔡君，依依地下为流寓之伴侣。如或不能，妾愿化恨海啼鹃，望白云苍莽中是我蔡郎停尸之所，夜夜哀鸣已耳。”

　　胡适在1920年代中期，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据报道，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提到段祺瑞，不能不说“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天”，并写下了流传长久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但段祺瑞在事件中的表现却堪称良知未泯。“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第三子王贞明)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1935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师陈宝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他给溥仪的遗折上写道：“衔悲以入地。”

　　汪精卫出走前一星期，去访问老蒋。蒋介石正感冒在床，见汪来，便叹口气说：“汪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时候接受投降的条件，连喝杯开水的自由都会没有呢!”汪氏一听，和平无望，走为上策。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死后，日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5吨碎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了。

　　汪精卫死后，南京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理由居然是：“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显然，陈公博已看出日本败局已定，南京伪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告别溪口，蒋经国追忆说：“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47年，《改造日报》的记者陆立之前往东京，寻访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眼前的惨景使陆立之大感惊诧：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到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了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地见到了蒋介石。”

　　陈布雷临终前写了12封遗书，皆未披示出自己自杀的真正原因，只是煞费苦心地考虑如何死得“得体”，并处处替蒋介石开脱，他一再强调：“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

　　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能解也。”信末署“部署布雷负罪谨上”。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北京城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梁氏流泪了，他要去找周恩来，并痛切陈词：“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绝意在“鬼见愁”跳崖自杀，未果。其妻获知此事后，泣言道：“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听罢，痛悔不已，坦言道：“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

　　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宜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竞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