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谦虚的名言_ 谦虚的话_经典语录_名言警句摘抄

关于谦虚的名言_ 谦虚的话_经典语录_名言警句摘抄

　　【谦语】

　　齐白石尝谓：“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当年别有才。我愿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易实甫闲居日下，友人问其能屈志小就否?易对日：“枯鱼入水，岂遑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遂荐为印铸局参事。

　　秦宥衡上书袁世凯道：“可大在任贤，非修近何以召远?可久在同利，非节用何以裕民?大治无刑，刑不用也而不可以一日跻;大乱无教，教不行也而不可以当年止。”袁世凯答道：“名言谠论，敢不拜嘉?”

　　袁世凯屡征康有为，康氏坚辞不就，袁世凯驰函道：“京洛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时艰。爱国如公，宁容独善?”

　　康氏答道：“问道求贤，三征未已。猥以衔恤，未酬隆情。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

　　钱玄同曾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

　　蔡氏笑道：“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林纾自谓：治韩文三十年，能解之却不能为之。

　　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自己是功狗。傅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把20世纪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罗、傅应为第三代。

　　1924年，泰戈尔由徐志摩等陪伴游览杭州西湖，并在净慈寺拜晤陈三立。两位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传译，各诉仰慕之情。

　　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氏谦抑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的。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

　　1924年，顾维钧任外交总长兼代理时，曾签署一项国际文件，一式三份。内中一份签名时，将“威灵吞顿”误签了“威廉姆顾”。收发人员发觉后，将误签的一张签名处以墨水泼污。另打一份请顾氏重签。顾氏细看后，笑道：“是我签错了，你们能看出，使我可以改正，不致贻笑于国际，我非常感激!我不是万能，知识也有限，以后看到我错批公事或处理不当时，请你们随时指正，我非常欢迎!希望你们心目中不要以为长官是不会错。如果存这样想法，长官会给你们捧坏了。当然长官自以为不错的，也不乏其人。”翌日，顾氏还备了两桌丰盛筵席，招待属员们，以示谢意。

　　林长民、林徽因父女酷爱文艺，林徽因尝对人说，她是父亲唯一的知己：其父女关系确非寻常。“中郎有女”，林长民生前常以此自喜：但也曾慨乎言之：“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叶圣陶先生在成都时，文协为庆祝其五十大寿，举行聚餐会;叶氏坚辞不获，只好勉从。在祝寿会上，叶氏一再表示自己平庸，“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为答谢朋友们的盛意，叶老还专门而撰写了一篇题为《答复朋友们》的短文，作者自谦道：“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叶老又解释道：说自己平庸，指的是没有深入生活的底里，因而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懂得好恶，辨得是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如何尽职尽伦;不然就是白活一场。”最后，叶老表示感激朋友们的厚爱和宽容，说在这样温暖的人情中，他没有理由不打算着加紧补习。

　　1945年10月，柳亚子将毛泽东赠他的《沁园春·雪》示与尹瘦石观看，出于崇敬之情，尹瘦石竞向柳亚子索求毛泽东的手迹，柳亚子遂将此慨然赠予，并撰跋文如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欺，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慨，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璧欤?瘦石其永宝之。”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他一再声称：“我不是权威，我不够。”语极坦诚。

　　李梅孙闭户侍母，自号“梅道人”。有客笑道：“君可与海上之清道人、潜道人鼎足而三矣。”梅孙答道：“与世无争，或足比拟梅庵、病山，以论才学，弗如远甚。”

　　翦伯赞作义和团运动的学术报告，自谦道只是“抛砖引玉”。

　　郭沫若却说：“我是搞考古的，根据我的考证，翦老的报告不是一块砖，而是一块美玉。”

　　梅贻琦服务清华大学25周年，清华师生在昆明为其举行“公祝会”。在会上梅氏听罢师生和广大校友对他的各种盛赞之辞后.

　　起身致答谢辞，平和地说道：“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都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赞的话语。…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都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个角色，叫王帽的，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除了很少的几出，如《打金枝》、《上天台》——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同意就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者“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美国华盛顿大学时钟雯女士函托钱钟书先生转致一函与其“老友”茅盾先生，钱钟书致函茅盾先生云：“叨陪谈宴以来，忽已一年，伏想起居安稳。今春游美，晤华盛顿大学教授时钟雯女士，以译《桃花扇》得名者，于公仰望，不啻泰山北斗。顷得来函，求以一简转达记室。渠所谓老友云云，乃后生辈无知，使晚有僭妄之嫌，晚不任其咎也。”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交谊甚笃的萧离调侃道：“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有人谈起他过去的文学成就，他总是轻轻地摆摆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九叶诗派”诗人陈敬容及徐继曾、杨周翰、王瑶三位北大教授去世后，金克木曾撰文以悼，并慨言道：“我对他们所知不多，自不能‘谬托知己’，只能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点共同之处是我实在赶不上的，那便是对‘真’的追求和执着与确信。

　　陈敬容是以诗文追求情感的‘真’，另三位都一直在大学教书，是在学术上追求‘真’。他们很谦虚，又很骄傲。对自己真正知道的很骄傲，对自己所不知道或不大知道的很谦虚。知道学问无止境，即使是自己确实知道一点的，也不能说是全知道，也会有不足。我从未听到他们鄙薄别人，除非是‘强不知以为知，的人。但对这种人也不出恶声，不过笑笑而已。陈是诗人，徐、杨、王是学者，所以有点诗人和学者的气派，但不是虚架子……。

　　记得五十多年前曾见钱钟书有诗句云：‘拼将壮悔题全集，争说文章老更成。’非常欣赏，这才是学者兼诗人的境界。我是学不到了.。”

　　启功听人称其为“博导”，总是自谦道：“我不是那个-博导’，而那个‘驳倒’，一驳就倒，不驳也倒。”又说：“我连中学都没毕业，哪知道什么博士、博导，我只知道‘果导，。”(按，果导者，药名也，专治便秘之疾。)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栏主持人采访启功，介绍道：这个栏目档次高，采访的都是知名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启功听罢应道：“我不够你们的档次，我顶多是‘东方之孙，。”婉言拒绝采访。

　　一次，学者们相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召开“启功先生《汉语现象论丛》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大家请启功讲话，启功自谦道：“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在屋里玩耍，家中来了客人，大人为了把我们哄走，便对我们说：‘乖，你们真乖，到院里去玩罢。’我们小伙伴来到院里，都纳闷：‘大人说我们乖，我们乖在哪儿呀?’今天大家夸了我这么多的好话，又不禁使我想起小时候的疑问：‘我到底乖在哪儿呀?…季羡林尝渭：“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是一事无成。范老有两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说一句空。今天我跟年轻人讲，我说今天这样子，下海出国我不反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可是问题是，我们世界文化、中国文化能够传下去，还是靠几个人甘心坐冷板凳的，赶热潮的人多得很，坐冷板凳的人就少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