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不惊人死不休

语不惊人死不休

　　【1】、 1842至1843年间，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并明确提出攻克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彼时，国中无人附和，是书思想可谓隐而不彰;倒是传人日本后，发用盛大。无怪乎日本学者为此大发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2】、 1898年4月，康有为在广东会馆发表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他血脉偾张地疾呼道：“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

　　【3】、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4】、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5】、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此即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氏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6】、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7】、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了太多的“革命”，他往往将这种“革命”视为假革命。他认为：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应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之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强调道：“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8】、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9】、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10】、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其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所谓“史”，从广义上说，亦即国学——吾族所传承积累之文史哲学。可龚自珍却未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11】、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12】、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13】、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14】、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15】、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16】、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17】、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18】、 五四运动时，年甫而立的李大钊对世界充满了乐观的展望：“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 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后，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青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20】、 蔡元培自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21】、 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发刊词，内云：“……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22】、 五四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23】、 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24】、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参加，总参议胡汉民代表孙总理宣读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篇总理训词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座右铭，为历届学员所熟诵。

　　【25】、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26】、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

　　【27】、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28】、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29】、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30】、 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

　　【31】、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专为农民办的学校，陶氏在礼堂前曾撰写一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还有一副系赠新安小学同志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32】、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33】、 鲁迅曾对时有恒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又云：“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34】、 梁实秋说：“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35】、 郁达夫谈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36】、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又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37】、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此语后被李敖袭用。

　　【38】、 周玉山道：“资用有节，终必受用。临事惜财，亦能误事。”

　　【39】、 张小帆说：“用人之道无他，信赏必罚而已，有功不赏则解体，有罪不惩则益肆。”

　　【40】、 徐悲鸿论画有“五诀”，即：“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之可采者融之。”

　　【41】、 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弛骤之，呜乎，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42】、 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相互抵牾之处在在皆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迨至孟子时俨然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顾氏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43】、 钱穆认为：“中国人则注重于一种最杰出而又最变通之人格，此种人格，既广大，亦平易，而于广大平易中见杰出。”

　　【44】、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45】、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46】、 建国之初，柳亚子甫抵北平，颇感失落，不免牢骚满腹，尝赋诗道：“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骥。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传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泽东读后，于1949年4月29日写下那首名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交柳亚子，诗云：“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47】、 钱钟书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有一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