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第一讲】

　　【(三月九日)】

　　【诸君：】

　　今天开始来讲民权主义。什么叫做民权主义呢?现在要把民权来定一个解释，便先要知道什么是民。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那些力量大到同国家一样，就叫做权。力量最大的那些国家，中国话说“列强”，外国话便说“列权”。又机器的力量，中国话说是“马力”，外国话说是“马权”。所以权和力实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么是叫做政治的力量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便先要明白什么是政治。许多人以为政治是很奥妙、很艰深的东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国的军人常常说，我们是军人，不懂得政治。为什么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为他们把政治看作是很奥妙、很艰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浅白、很明了的。如果军人说不干涉政治，还可以讲得通，但是说不懂得政治，便讲不通了。因为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所以军人当然要懂得政治，要明白什么是政治。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现在民权的定义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权是什么作用的。环观近世，追溯往古，权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要来维持人类的生存。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养就是觅食。这自卫和觅食，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但是人类要维持生存，他项动物也要维持生存;人类要自卫，他项动物也要自卫;人类要觅食，他项动物也要觅食。所以人类的保养和动物的保养冲突，便发生竞争。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权是人类用来奋斗的。

　　人类由初生以至于现在，天天都是在奋斗之中。人类奋斗可分作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太古洪荒没有历史以前的时期。那个时期的长短，现在虽然不知道，但是近来地质学家由石层研究起来，考察得有人类遗迹凭据的石头不过是两百万年，在两百万年以前的石头便没有人类的遗迹。

　　普通人讲到几百万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的，但是近来地质学极发达，地质学家把地球上的石头分成许多层，每层合成若干年代，哪一层是最古的石头，哪一层是近代的石头，所以用石头来分别。在我们说到两百万年，似乎是很长远，但是在地质学家看起来，不过是一短时期。两百万年以前还有种种石层，更自两百万年以上，推到地球没有结成石头之先，便无可稽考。普通都说没有结成石头之先，是一种流质;更在流质之先，是一种气体。所以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和太阳本是一体的。始初太阳和气体都是在空中，成一团星云，到太阳收缩的时候，分开许多气体，日久凝结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最老的石头有几千万年，现在地质学家考究得有凭据的石头是二千多万年。所以他们推定地球当初由气体变成液体要几千万年，由液体变成石头的固体又要几千万年。由最古之石头至于今日，至少有二千万年。在二千万年的时代，因为没有文字的历史，我们便以为很久远，但是地质学家还以为很新鲜。我要讲这些地质学，和我们今日的讲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来源。地质学家考究得人类初生在二百万年以内，人类初生以后到距今二十万年，才生文化。二十万年以前，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

　　就是民权世界。

　　民权之萌芽虽在二千年前之希腊、罗马时代，但是确立不摇，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权时代。君权之前便是神权时代。而神权之前便是洪荒时代，是人和兽相斗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人类要图生存，兽类也要图生存。人类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觅食，一方面是自卫。在太古时代，人食兽，兽亦食人，彼此相竞争。遍地都是毒蛇猛兽，人类的四周都是祸害，所以人类要图生存，便要去奋斗。但是那时的奋斗，总是人兽到处混乱的奋斗，不能结合得大团体，所谓各自为战。就人类发生的地方说，有人说不过是在几处地方。但是地质学家说，世界上有了人之后，便到处都有人，因为无论自什么地方挖下去，都可以发见人类的遗迹。至于人和兽的竞争，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如果现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兽斗的事还可以看见。又像我们走到荒山野外没有人烟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时代人同兽是一个什么景象。

　　像这样讲，我们所以能够推到古时的事，是因为有古代的痕迹遗存，如果没有古迹遗存，我们便不能够推到古时的事。普通研究古时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读书看历史。历史是用文字记载来的，所以人类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后才有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在中国至今不过五六千年，在埃及不过一万多年。世界上考究万事万物，在中国是专靠读书，在外国人却不是专靠读书。外国人在小学、中学之内，是专靠读书的，进了大学便不专靠读书，要靠实地去考察。不专看书本的历史，要去看石头、看禽兽和各地方野蛮人的情状，便可推知我们祖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比方观察非洲和南洋群岛的野蛮人，便可知道从前没有开化的人是一个什么情形。所以近来大科学家考察万事万物，不是专靠书。他们所出的书，不过是由考察的心得贡献到人类的记录罢了。他们考察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人类进化的道理，都是由此两学得来的。

　　古时人同兽斗，只有用个人的体力，在那个时候只有同类相助。比方在这个地方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在别的地方也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这两个地方的人类见得彼此都是同类的，和猛兽是不同的，于是同类的就互相集合起来，和不同类的去奋斗。绝没有和不同类的动物集合，共同来食人的，来残害同类的。当时同类的集合，不约而同去打那些毒蛇猛兽，那种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为的。把毒蛇猛兽打完了，各人还是散去。因为当时民权没有发生，人类去打那些毒蛇猛兽，各人都是各用气力，不是用权力。所以在那个时代，人同兽争是用气力的时代。

　　后来毒蛇猛兽差不多都被人杀完了，人类所处的环境较好，所住的地方极适于人类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处，把驯伏的禽兽养起来，供人类的使用。故人类把毒蛇猛兽杀完了之后，便成畜牧时代，也就是人类文化初生的时代，差不多和现在中国的蒙古同亚洲西南的阿剌伯人还是在畜牧时代一样。到了那个时代，人类生活的情形便发生一个大变动。所以人同兽斗终止，便是文化初生，这个时代可以叫做太古时代。到了那个时代，人又同什么东西去奋斗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奋斗。

　　简而言之，世界进化，当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所用的是气力，大家同心协力杀完毒蛇猛兽;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

　　在人同兽争的时代，因为不知道何时有毒蛇猛兽来犯，所以人类时时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卫力只有双手双足。不过在那个时候，人要比兽聪明些，所以同兽奋斗，不是用双手双足，还晓得用木棍和石头。故最后的结果，人类战胜，把兽类杀灭净尽，人类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计算。在人同兽斗的时期，人类的安全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保。到了没有兽类的祸害，人类才逐渐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满了。

　　当那个时代，什么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风雨的地方便叫做好地方，就是风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罗河两旁和亚洲马斯波他米亚地方，土地极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罗河水每年涨一次，水退之后，把河水所带的肥泥都散布到沿河两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长植物，多产谷米。像这种好地方，只有沿尼罗河岸和马斯波他米亚地方，所以普通都说尼罗河和马斯波他米亚是世界文化发源的地方。因为那两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没有风雨，既可以耕种，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动物又丰富，所以人类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劳心劳力便可以优游度日，子子孙孙便容易蕃盛。

　　到了人类过于蕃盛之后，那些好地方便不够住了。就是在尼罗河与马斯波他米亚之外，稍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有风雨的天灾。好比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的地方。在黄河流域，一来有风雨天灾，二来有寒冷，本不能够发生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何以发生于黄河流域呢?因为沿河两岸的人类是由别处搬来的。比方马斯波他米亚的文化，便早过中国万多年，到了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马斯波他米亚搬到黄河流域，发生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方，驱完毒蛇猛兽之后，便有天灾，便要受风雨的祸患。遇到天灾，人类要免去那种灾害，便要与天争。因为要避风雨，就要做房屋;因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类到了能够做房屋做衣服，便进化到很文明。

　　但是，天灾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备。有时一场大风便可把房屋推倒，一场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没，一场大火便可把房屋烧完，一场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坏。这四种——水、火、风、雷的灾害，古人实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风、雷四种天灾。所以古人对于这四种天灾，便没有方法可以防备。说到人同兽争的时代，人类还可用气力去打，到了同天争的时代，专讲打是不可能的，故当时人类感觉非常的困难。后来便有聪明的人出来替人民谋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居室，替人民谋避风雨的灾害。自此以后，文化便逐渐发达，人民也逐渐团结起来。又因为当时地广人稀，觅食很容易，他们单独的问题只有天灾，所以要和天争。但是和天争，不比是和兽争可以用气力的，于是发生神权。极聪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设教，用祈祷的方法去避祸求福。他们所做祈祷的工夫，在当时是或有效或无效，是不可知。但是既同天争，无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权，拥戴一个很聪明的人做首领。好比现在非洲野蛮的酋长，他的职务便专是祈祷。又像中国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为治。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国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祷，第二是打仗。

　　中华民国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现在没有君权。日本至今还是君权的国家，至今还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们都称天皇。中国皇帝，我们从前亦称天子。在这个时代，君权已经发达了很久，还是不能脱离神权。日本的皇帝，在几百年以前已经被武人推倒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维新，推翻德川，恢复天皇，所以日本至今还是君权、神权并用。从前罗马皇帝也是一国的教主，罗马亡了之后，皇帝被人推翻，政权也被夺去了;但是教权仍然保存，各国人民仍然奉为教主，好比中国的春秋时侯列国尊周一样。

　　由此可见人同兽争以后，便有天灾，要和天争，便发生神权。

　　由有历史到现在，经过神权之后，便发生君权。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权力夺了，或者自立为教主，或者自称为皇帝。于是由人同天争的时代，变成人同人争。到了人同人相争，便觉得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护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世界自有历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从前人同人争，一半是用神权，一半是用君权。后来神权渐少，罗马分裂之后，神权渐衰，君权渐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为极盛的时代。他说：“皇帝和国家没有分别，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国家。”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余年来，革命的思潮便非常发达，便发生民权的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所以推求民权的来源，我们可以用时代来分析。

　　再概括的说一说：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

　　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

　　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这个时代是很新的。我们到了这个很新的时代，推倒旧时代的君权，究竟是好不好呢?从前人类的知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就道理上讲起来，究竟为什么反对君权，一定要用民权呢?因为近来文明很进步，人类的知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好比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便要父母提携，但是到了成人谋生的时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独立。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学者要拥护君权，排斥民权。日本这种学者是很多，欧美也有这种学者，中国许多旧学者也是一样。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还是主张复辟，恢复帝制。

　　现在全国的学者有主张君权的，有主张民权的，所以弄到政体至今不能一定。我们是主张民权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国民权的情形，考察清楚方好。

　　从二十万年到万几千年以前是用神权，神权很适宜于那个时代的潮流。欧洲几千百年前也是这样。中国文化发达的时期早过欧洲，君权多过神权，所以中国老早便是君权时代。民权这个名词是近代传进来的。大家今天来赞成我的革命，当然是主张民权的;一般老官僚要复辟要做皇帝，当然是反对民权、主张君权的。君权和民权，究竟是哪一种和现在的中国相宜呢?这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根本上讨论起来，无论君权和民权，都是用来管理政治，为众人办事的，不过政治上各时代的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到底中国现在用民权是适宜不适宜呢?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适宜于民权。美国本来是民权的国家，但是在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大学教授叫做古德诺，到中国来主张君权，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发达，文化赶不上欧美，所以不宜用民权。袁世凯便利用他这种言论，推翻民国，自己称皇帝。现在我们主张民权，便要对于民权认得很清楚。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就是中国十三年来也没有实行过民权。但是我们的历史经过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乱，都是用君权。到底君权对于中国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国所受君权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害参半。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上还是适宜得多。所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崇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以为不能做到，好像外国人说“乌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时可以做得到的。

　　至于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把中国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蛮人一样看待，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讲到民权，他们便极不赞成，以为中国何以能够同欧美同时来讲民权!这些见解的错误，都是由于外国学者不考察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以不知道中国实在是否适宜干民权。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也有跟外国人一样说中国不适宜于民权的。这种见解实在是错误。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现在欧美既是成立了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但是民权发生至今还不甚久，世界许多国家还有用君权的。各国实行民权，也遭过了许多挫折、许多失败的。民权言论的发生在中国有了两千多年，在欧美恢复民权不过一百五-年，现在风行一时。

　　近代事实上的民权，头一次发生是在英国。英国在那个时候发生民权革命，正当中国的明末清初。当时革命党的首领叫做格林威尔，把英国皇帝查理士第一杀了。此事发生以后，便惊动欧美一般人，以为这是自有历史以来所没有的，应该当作谋反叛逆看待。暗中弑君，各国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尔杀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杀，是把他拿到法庭公开裁判，宣布他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罪状，所以便把他杀了。当时欧洲以为英国人民应该赞成民权，从此民权便可以发达。谁知英国人民还是欢迎君权，不欢迎民权。查理士第一虽然是死了，人民还是思慕君主，不到+年，英国便发生复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个时候，刚是满清入关，明朝还没有亡，距今不过两百多年，所以两百多年以前，英国发生过一次民权政治，不久便归消灭，君权还是极盛。

　　一百年之后，便有美国的革命，脱离英国独立，成立美国联邦政府，到现在有一百五十年。这是现在世界中头一个实行民权的国家。

　　美国建立共和以后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国革命。法国当时革命的情形，是因为自路易十四总揽政权，厉行专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孙继位，更是暴虐无道，人民忍无可忍，于是发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杀了。法国人杀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国人杀查理士第一一样，把他拿到法庭公开审判，宣布他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罪状。法国皇帝被杀了之后，欧洲各国为他复仇，大战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法国革命还是失败，帝制又恢复起来了。但是法国人民民权的思想，从此更极发达。

　　讲到民权史，大家都知道法国有一位学者叫做卢梭。卢梭是欧洲主张极端民权的人。因有他的民权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卢梭一生民权思想最要紧的著作，是《民约论》。《民约论》中立论的根据，是说人民的权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不过人民后来把天赋的权利放弃罢了。所以这种言论，可以说民权是天生出来的。但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说，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

　　所以反对民权的人，便拿卢梭没有根据的话去做材料。但是我们主张民权的不必要先主张言论，因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

　　比方陆军的战术学现在已经成了有系统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成立，是先有学理呢，或是先有事实呢?现在的军人都是说入学校，研究战[术]学，学成了之后为国家去战斗。照这种心理来讲，当然是先有言论，然后才有事实。但是照世界进化的情形说，最初人同兽斗，有了百几万年，然后那些毒蛇猛兽才消灭。在那个时候，人同兽斗，到底有没有战术呢?当时或者有战术，不过因为没有文字去记载，便无可稽考，也未可知。后来人同人相争，国同国相争，有了两万多年，又经过了多少战事呢?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所以后世也不知道。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就是现在的战术，也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自最近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我们战术便发生一个极大的变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了无烟枪，我们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有书呢?还是先有书，然后才有事实呢?外国从前有这种战术，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战始。当时英国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去应战，波人则伏在地下，所以英国兵士便受很大的损失。“伏地战术”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兰搬到非洲的，当时的人数只是三十万，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总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从前吃亏不少，便学土人伏地的战术。后来学成了，波人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也吃亏不少，所以英国人又转学波人的伏地战术。后来英国兵士回本国，转教全国，更由英国传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各国的战术学都采用它。

　　由此可见，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不是先有言论才发生事实。卢梭《民约论》中所说民权是由天赋的言论，本是和历史上进化的道理相冲突，所以反对民权的人便拿他那种没有根据的言论来做口实。卢梭说民权是天赋的，本来是不合理;但是反对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没有根据的言论来反对民权，也是不合理。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卢梭的言论既是没有根据，为什么当时各国还要欢迎呢?又为什么卢梭能够发生那种言论呢?因为他当时看见民权的潮流已经涌到了，所以他便主张民权。他的民权主张刚合当时人民的心理，所以当时的人民便欢迎他。他的言论虽然是和历史进化的道理相冲突，但是当时的政治情形已经有了那种事实;因为有了那种事实，所以他引证错了的言论还是被人欢迎。至于说到卢梭提倡民权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

　　世界上自有历史以来，政治上所用的权，因为各代时势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区别。比方是神权时代，非用神权不可;在君权时代，非用君权不可。像中国君权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可算是发达到了极点，但是后来的君主还要学他，就是君权无论怎么样大，人民还是很欢迎。

　　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我们应该要赶快去研究，不可因为前人所发表民权的言论稍有不合理，像卢梭的《民约论》一样，便连民权的好意也要反对;也不可因为英国有格林威尔革命之后仍要复辟，和法国革命的延长，便以为民权不能实行。法国革命经过了八十年，才能够成功。美国革命不过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国革命经过了二百多年，至今还有皇帝。但是就种种方面来观察，世界一天进步一天，我们便知道现在的潮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将来无论是怎么样挫折，怎么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但是当时谈起这种主张，不但是许多中国人反对，就是外国人也很反对。当中国发起革命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势力很大的专制君主，把君权、教权统在一个人身上的，像俄国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强的海陆军统在一个人身上的，便有德国、奥国的皇帝。当时大家见得欧洲还有那样强大的君权，亚洲怎么样可以实行民权呢?所以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都容易发动出来。但是最有力的俄国、德国皇帝，现在都推翻了，俄德两国都变成了共和国家，可见世界潮流实在到了民权时代。中国人从前反对民权，常常问我们革命党有什么力量可以推翻满清皇帝呢?但是满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像袁世凯，很蛮悍的军队像张勋，都是终归失败。现在北方武人专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们南方主张民权，就是顺应世界的潮流。虽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军队的训练和饷弹的补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们顺着潮流做去，纵然一时失败，将来一定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无论力量是怎么样大，纵然一时侥幸成功，将来一定是失败，并且永远不能再图恢复。现在欧洲的君权也逐渐减少，比如英国是用政党治国，不是用皇帝治国，可以说是有皇帝的共和国。由此可见，世界潮流到了现在，不但是神权不能够存在，就是君权也不能够长久。

　　现在之民权时代，是继续希腊、罗马之民权思想而来。自民权复兴以至于今日，不过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后的时期很长远，天天应该要发达。

　　所以我们在中国革命，决定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之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之战争。因为自古以来，有大志之人多想做皇帝。像刘邦见秦皇出外，便日：“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亦日：“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绝。当我提倡革命之初，其来赞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皇帝思想的。但是我们宣传革命主义，不但是要推翻满清，并且要建设共和，所以十中之六七人都逐渐化除其帝皇思想了。但是其中还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国十三年，那种做皇帝的旧思想还没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党的人也有自相残杀，即此故也。我们革命党于宣传之始，便揭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了争皇帝之战争。惜乎尚有冥顽不化之人，此亦实在无可如何!

　　从前太平天国便是前车之鉴。洪秀全当初在广西起事，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归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讲起原因有好几种。有人说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为当时英国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约，承认太平天国，不承认大清皇帝。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后，只能见东王杨秀清，不能见天王洪秀全，因为要见洪秀全，便要叩头。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见，便到北京和满清政府立约，后来派戈登带兵去打苏州，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有人说他的失败，是由于不懂外交。这或者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

　　又有人说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得了南京之后，不乘势长驱直进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观察，洪秀全之所以失败，这两个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杨秀清当初带到南京的基本军队有六七万精兵，因为发生争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进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错。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

　　后来到了南京，经过杨秀清、韦昌辉内乱之后，便想不再封王了。后因李秀成、陈玉成屡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势，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们或靠不住，于是同时又封了三四十个王，使他们彼此位号相等，可以互相牵掣。但是从此以后，李秀成、陈玉成等对于各王便不能调动，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

　　陈炯明前年在广州造反，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法呢?许多人以为他只是要割据两广，此实大不然。当陈炯明没有造反之先，我主张北伐，对他剀切说明北伐的利害，他总是反对。后来我想他要争的是两广，或者恐怕由于我北伐，和他的地盘有妨碍，所以我最后一天老实不客气，明白对他说：“我们北伐如果成功，将来政府不是搬到武汉，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来的;两广的地盘当然是付托于你，请你做我们的后援。倘若北伐不幸失败，我们便没有脸再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任凭你用什么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拢，也可以保存两广的地盘。就是你投降北方，我们也不管汝，也不责备你。”他当时似还有难言之隐。由此观之，他之志是不只两广地盘的。后来北伐军进了赣州，他就造起反来。他为什么原因要在那个时候造反呢?就是因为他想做皇帝，先要消灭极端与皇帝不相容之革命军，彼才可有办法去做成其基础，好去做皇帝。此外尚有一件事实证明陈炯明是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后他常向人说，他少年时常常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诗，内有一句云，“日月抱持负少年”，自注这段做梦的故事于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也是想应他这个梦的。

　　你看他的部下，像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陈炯光那一般人，没有一个是革命党，只有邓铿一个人是革命党，他便老早把邓铿暗杀了。陈炯明是为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此外还有几个人从前也是想做皇帝的，不知道到了民国十三年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样，我现在没有功夫去研究他。

　　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我从前因为要免去这种祸害，所以发起革命的时候便主张民权，决心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家成立以后，是用谁来做皇帝呢?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照这样办法，便免得大家相争，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就中国历史讲，每换一个朝代，都有战争。比方秦始皇专制，人民都反对他，后来陈涉、吴广起义，各省都响应，那本是民权的风潮;到了刘邦、项羽出来，便发生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帝。汉唐以来，没有一朝不是争皇帝的。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党为免将来战争起见，所以当初发起的时候，便主张共和，不要皇帝。

　　现在共和成立了，但是还有想做皇帝的，像南方的陈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锟也是想做皇帝的。广西的陆荣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还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要做皇帝的。中国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兵权大的就争皇帝，兵权小的就争王争侯，现一般军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这也是历史上竞争的一个进步了。

　　【第二讲】

　　【(三月十六日)】

　　民权这个名词，外国学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个名词并称，所以在外国很多的书本或言论里头，都是民权和自由并列。欧美两三百年来，人民所奋斗的所竞争的，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为自由，所以民权便由此发达。法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样。由此可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民权又是由于这三个名词然后才发达。所以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

　　近来革命思潮传到东方之后，自由这个名词也传进来了。许多学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讲到很详细，视为很重要。这种思潮，在欧洲两三百年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欧洲两三百年来的战争，差不多都是为争自由，所以欧美学者对于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意义也很有心得。但是这个名词近来传进中国，只有一般学者曾用工夫去研究过的，才懂得什么叫做自由。至于普通民众，像在乡村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自由，他们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是完全没有心得。因为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不久，现在懂得的，不过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学生，或者是留心欧美政治时务的人。常常听到和在书本上看见这两个字，但是究竟什么是自由，他们还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连自由的知识都没有，自由的名词都没有。但是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活动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内参加士敏土，便结成石头，变为一个坚固的团体。

　　变成了石头，团体很坚固，散沙便没有自由。所以拿散沙和石头比较，马上就明白，石头本是由散沙结合而成的，但是散沙在石头的坚固团体之内，就不能活动，就失却自由。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是放荡不羁，就是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既然如此，当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便不能像一片散沙。所以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地方，就是陷于自相矛盾了。

　　最近二三百年以来，外国用了很大的力量争自由。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依我看来，近来两三百年，外国人说为自由去战争，我中国普通人也总莫名其妙。他们当争自由的时候，鼓吹自由主义，说得很神圣，甚至把“不自由，毋宁死”的一句话成了争自由的口号。中国学者翻译外国人的学说，也把这句话搬进到中国来，并且拥护自由，决心去奋斗，当初的勇气差不多和外国人从前是一样。但是中国一般民众，还是不能领会什么是叫做自由。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权是同时发达的，所以今天来讲民权，便不能不讲自由。我们要知道欧美为争自由，流了多少血，牺牲了许多性命，我前一回讲过了的。现在世界是民权时代，欧美发生民权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权的来历，由于争自由之后才有的。最初欧美人民牺牲性命，本来是为争自由，争自由的结果才得到民权。当时欧美学者提倡自由去战争，好比我们革命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欧美人民最初的战争是为自由，自由争得之后，学者才称这种结果为民权。所谓“德谟克拉西”，此乃希腊之古名词。而欧美民众至今对这个名词亦不大关心，不过视为政治学中之一句术语便了;比之自由二个字，视为性命所关，则相差远了。民权这种事实，在希腊、罗马时代已发其端。因那个时候的政体是贵族共和，都已经有了这个名词，后来希腊、罗马亡了，这个名词便忘记了。最近二百年内为自由战争，又把民权这个名词再恢复起来。近几十年来讲民权的人更多了，流行到中国也有很多人讲民权。但是欧洲一二百多年以来的战争，不是说争民权，是说争自由。提起自由两个字，全欧洲人便容易明白。当时欧洲人民听了自由这个名词容易明白的情形，好像中国人听了“发财”这个名词一样，大家的心理都以为是很贵重的。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要说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要跟上来。欧洲当时战争所用的标题是争自由，因为他们极明白这个名词，所以人民便为自由去奋斗、为自由去牺牲，大家便很崇拜自由。

　　何以欧洲人民听到自由便那样欢迎呢?现在中国人民何以听到自由便不理会，听到发财便很欢迎呢?其中有许多道理，要详细去研究才可以明白。中国人听到说发财就很欢迎的原故，因为中国现在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发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发财便可救穷，救了穷便不受苦，所谓救苦救难。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拚命去奋斗。欧洲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像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欢迎自由呢?因为当时欧洲的君主专制发达到了极点。欧洲的文明和中国周末列国相同，中国周末的时候是和欧洲罗马同时，罗马统一欧洲正在中国周、秦、汉的时代。罗马初时建立共和，后来变成帝制。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和中国周朝亡了之后变成东周列国一样。所以很多学者，把周朝亡后的七雄争长和罗马亡后变成列国的情形相提并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那个时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还有伯、子、男，都是很专制的。那种封建政体，比较中国周朝的列国封建制度还要专制得多。欧洲人民在那种专制政体之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今日还多想不到，比之中国历朝人民所受专制的痛苦还要更厉害。这个原故，由于中国自秦朝专制直接对于人民“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遂至促亡;以后历朝政治，大都对于人民取宽大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欧洲的专制，却一一直接专制到人民，时间复长，方法日密。那专制的进步，实在比中国厉害得多。所以欧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种极残酷专制的痛苦，好像现在中国人受贫穷的痛苦是一样。人民受久了那样残酷的专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解除那种痛苦;一听到有人说自由，便很欢迎。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之后，专制淫威不能达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后历代皇帝专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们自己的皇位，永远家天下，使他们子子孙孙可以万世安享。所以对于人民的行动，于皇位有危险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惩治。故中国一个人造反，便诛连到九族。用这样严重的刑罚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专制皇帝要永远保守皇位。反过来说，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无论他们是做什么事，皇帝便不理会。所以中国自秦以后，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并不理民事;说到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现在民国有了十三年，因为政体混乱，还没有功夫去建设，人民和国家的关系还没有理会。我们回想民国以前，清朝皇帝的专制是怎么样呢?十三年以前，人民和清朝皇帝有什么关系呢?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和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当时人民对于皇帝的怨恨还是少的。

　　但是欧洲的专制就和中国的不同。欧洲由罗马亡后到两三百年以前，君主的专制是很进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厉害的，人民是很难忍受的。当时人民受那种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极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这三种不自由，现在欧洲是已经过去了的陈迹，详细情形是怎么样，我们不能看见，但是行动不自由还可以知道。

　　譬如现在我们华侨在南洋荷兰或法国的领土，所受来往行动不自由的痛苦，便可以知道。像爪哇本来是中国的属国，到中国来进过了贡的，后来才归荷兰。归荷兰政府管理之后，无论是中国的商人，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轮船一抵岸，便有荷兰的巡警来查问，便把中国人引到一间小房子，关在那个里头，脱开衣服，由医生从头到脚都验过，还要打指模、量身体，方才放出，准他们登岸。登岸之后，就是住在什么地方，也要报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便要领路照。到了夜晚九时以后，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领一张夜照，并且要携手灯。这就是华侨在爪哇所受荷兰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动不自由。像这种行动不自由的待遇，一定是从前欧洲皇帝对人民用过了的，留存到今日，荷兰人就用来对待中国华侨。由于我们华侨现在受这种待遇，便可想见从前欧洲的专制是怎么样情形。此外还有人民的营业工作和信仰种种都不自由。譬如就信仰不自由说，人民在一个什么地方住，便强迫要信仰一种什么宗教，不管人民是情愿不情愿。由此人民都很难忍受。欧洲人民当时受那种种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所以一听到说有人提倡争自由，大家便极欢迎，便去附和。这就是欧洲革命思潮的起源。欧洲革命是要争自由，人民为争自由流了无数的碧血，牺牲了无数的身家性命，所以一争得之后，大家便奉为神圣，就是到今日也还是很崇拜。

　　这种自由学说近来传进中国，一般学者也很热心去提倡，所以许多人也知道在中国要争自由。今天我们来讲民权，民权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大家必须明白民权是一件什么事，并且还要明白民权同类的自由又是一件什么事。从前欧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忍无可忍，于是万众一心去争自由，达到了自由目的之后，民权便随之发生。所以我们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明白争自由的历史。近年欧美之革命风潮传播到中国，中国新学生及许多志士都发起来提倡自由。他们以为欧洲革命像从前法国都是争自由，我们现在革命，也应该学欧洲人来争自由。这种言论，可说是人云亦云，对于民权和自由没有用过心力去研究，没有彻底了解。

　　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是很有深意的。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美国的革命口号是独立，我们革命的口号就是三民主义，是用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功夫才定出来的，不是人云亦云。为什么说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对呢?为什么当时欧洲讲自由是对呢?这个道理已经讲过了。因为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假若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如果在中国来提倡发财，人民一定是很欢迎的。我们的三民主义，便是很像发财主义。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辗转解释才可成功。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讲发财呢?因为发财不能包括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才可以包括发财。俄国革命之初实行共产，是和发财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当的主张。我们革命党所主张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发财两个字简单来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词更难包括了。

　　近来欧洲学者观察中国，每每说中国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治思想太薄弱，连自由都不懂，我们欧洲人在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为自由牺牲，不知道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现在中国人还不懂自由是什么，由此便可见我们欧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较中国人高得多。由于中国人不讲自由，便说是政治思想薄弱。这种言论，依我看起来是讲不通的。因为欧洲人既尊重自由，为什么又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呢?欧洲人从前要争自由的时候，他们自由的观念自然是很浓厚;得到了自由之后，目的已达，恐怕他们的自由观念也渐渐淡薄;如果现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像从前那样的欢迎。而且欧洲争自由的革命，是两三百年前的旧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

　　就一片散沙而论，有什么精彩呢?精彩就是在有充分的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够成一片散沙。从前欧洲在民权初萌芽的时代，便主张争自由，到了目的已达，各人都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所以英国有一个学者叫做弥勒氏的便说：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自由。欧美人讲自由从前没有范围，到英国弥勒氏才立了自由的范围，有了范围，便减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学者已渐知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他了。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两种批评实在是互相矛盾。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很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过中国人原来没有“自由”这个名词，所以没有这个思想。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思想，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因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好比我们日常的生活，最重要是衣食，吃饭每天最少要两餐，穿衣每年最少要两套，但是还有一件事比较衣食更为重要。普通人都以为不吃饭便要死，以吃饭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重要的事比较吃饭还要重大过一万倍，不过大家不觉得，所以不以为重大。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吃空气，吃空气就是呼吸。为什么吃空气比较吃饭重要过一万倍呢?因为吃饭在一天之内，有了两次或者一次就可以养生;但是我们吃空气，要可以养生，每一分钟最少要有十六次才可舒服，如果不然，便不能忍受。大家不信，可以实地试验，把鼻孔塞住一分钟，便停止了十六次的呼吸，像我现在试验不到一分钟，便很难忍受。一天有二十四点钟，每点钟有六十分，每分钟要吃空气十六次，每点钟便要吃九百六十次，每天便要吃二万三千零四十次。所以说吃空气比较吃饭是重要得一万倍，实在是不错的。像这样要紧，我们还不感觉的原因，就是由于天中空气到处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工夫，不比吃饭要用人工去换得来。所以我们觉得找饭吃是很难的，找空气吃是很容易的。因为太过容易，大家便不注意。个人闭住鼻孔，停止吃空气，来试验吃空气的重要，不过是小试验。如果要行大试验，可以把这个讲堂四围的窗户都关闭起来，我们所吃的空气便渐渐减少，不过几分钟久，现在这几百人便都不能忍受。又把一个人在小房内关闭一天，初放出来的时候，便觉得很舒服，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到了关闭门户，没有空气进来，我们才觉得空气是个很重要的。欧洲人在两三百年以前受专制的痛苦，完全没有自由，所以他们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贵，要拚命去争。没有争到自由之先，好像是闭在小房里一样;既争到了自由之后，好比是从小房内忽然放出来，遇着了空气一样。所以大家便觉得自由是很贵重的东西。

　　所以他们常常说“不自由，毋宁死”那一句话。但是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

　　中国人不知自由，只知发财。对中国人说自由，好像对广西深山的瑶人说发财一样。瑶人常有由深山中拿了熊胆、鹿茸到外边的圩场去换东西，初时圩场中的人把钱和他交换，他常常不要，只要食盐或布匹乃乐于交换。在我们的观念内最好是发财，在瑶人的观念，只要合用东西便心满意足。他们不懂发财，故不喜欢得钱。中国一般的新学者对中国民众提倡自由，就好像和瑶人讲发财一样。中国人用不着自由，但是学生还要宣传自由，真可谓不识时务了。欧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为难得自由，所以拚命去争。既争到了之后，像法国、美国是我们所称为实行民权先进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之内，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许多等人，像学生、军人、官吏和不及二十岁未成年的人，都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欧洲两三百年前的战争，不过是三[二]十岁以上的人，和不做军人、官吏、学生的人来争自由。争得了之后，也只有除了他们这几等人以外的才有自由，在这几等人以内的，至今都不得自由。

　　中国学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没有别的地方用，便拿到学校内去用。于是生出学潮，美其名说是争自由。欧美人讲自由，是有很严格界限的，不能说人人都有自由。中国新学生讲自由，把什么界限都打破了。拿这种学说到外面社会，因为没有人欢迎，所以只好搬回学校内去用，故常常生出闹学风潮。此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也。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这自是难怪。至于中国的学生，而竞忘却了“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

　　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我们革命党从前被袁世凯打败亦是为这个理由。当民国二年袁世凯大借外债，不经国会通过，又杀宋教仁，做种种事来破坏民国。我当时催促各省马上去讨袁，但因为我们同党之内，大家都是讲自由，没有团体。譬如在西南，无论哪一省之内，自师长、旅长以至兵士，没有不说各有各的自由，没有彼此能够团结的。大而推到各省，又有专制的自由，彼此不能联合。南方各省，当时乘革命的余威，表面虽然是轰轰烈烈，内容实在是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说到袁世凯，他有旧日北洋六镇的统系，在那六镇之内，所有的师长、旅长和一切兵士都是很服从的，号令是一致的。简单的说，袁世凯有很坚固的团体，我们革命党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凯打败革命党。由此可见，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说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

　　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呢?照我讲起来，我们的民族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功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如果学生、军人要讲自由，便像中国自由的对待名词，成为放任、放荡，在学校内便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在学校内不讲校规，在军队内不讲军纪，那还能够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自由呢?因为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失去了国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缅甸、安南、高丽。缅甸、安南、高丽不过是一国的殖民地，只做一个主人的奴隶;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各国的奴隶。中国现在是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所以现在的国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国家成一个大坚固团体，非有革命主义不成功。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

　　用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这个道理，等到讲民生主义的时候，再去详细解释。

　　【第三讲】

　　民权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党的第二个口号，同法国革命口号的平等是相对待的。因为平等是法国革命的第二个口号，所以今天专拿平等做题目来研究。

　　平等这个名词，通常和自由那个名词都是相提并论的。欧洲各国从前革命，人民为争平等和争自由，都是一样的出力，一样的牺牲，所以他们把平等和自由都是看得一样的重大。更有许多人以为要能够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无从实现自由。用平等和自由比较，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

　　什么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从哪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譬如美国在革命时候的《独立宣言》、法国在革命时候的《人权宣言》，都是大书特书，说平等、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特权，(人类)[他人]不能侵夺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赋有平等的特权呢?请先把这个问题拿来研究清楚。

　　从前在第一讲中，推溯民权的来源，自人类初生几百万年以前推到近来民权萌芽时代，从没有见过天赋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万物来讲，除了水面以外，没有一物是平的，就是拿平地来比较，也没有一处是真平的。好像坐粤汉铁路，自黄沙到银盏坳一段本来是属于平原，但是从火车窗外过细考察沿路的高低情况，没有哪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筑，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谓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经是这样。再就眼前而论，拿桌上这一瓶的花来看，此刻我手内所拿的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来，以为每片叶子都是相同，每朵花也是相同。但是过细考察起来，或用显微镜试验起来，没有哪两片叶子完全是相同的，也没有哪两朵花完全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树的几千万片叶中，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推到空间、时间的关系，此处地方的槐叶和彼处地方的槐叶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叶和去年所生的槐叶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见，天地间所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人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么情形，现在可就讲坛的黑板上绘一个图来表明。(见第一图)第一图不平等请诸君细看第一图，便可明白。因为有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所以发生革命的风潮来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后便可了事。

　　但是占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与的，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无知识的民众，不晓得研究这些话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从附和，为君主去争权利，来反对有知识的人民去讲平等自由。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主的专制。学者创造这一说，原来就是想打破人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确是行易知难。当时欧洲的民众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赋之特权的，多数无知识的人总是去拥戴他们。

　　所以少数有知识的学者，无论用什么方法和力量，总是推不倒他们。到了后来，相信天生人类都是平等自由的，争平等自由是人人应该有的事，然后欧洲的帝王便一个一个不推自倒了。不过专制帝王推倒以后，民众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便日日去做功夫，想达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来科学昌明，人类大觉悟了，才知道没有天赋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众相信的那一说去做，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像第二图一样，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平等，是假平等。

　　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这样讲来，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世界有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

　　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图的底线，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欧洲从前革命，人民争平等自由，出了很大的力量，费了很大的牺牲，我们现在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出力、那样牺牲，便先要知道欧洲在没有革命以前是怎样不平等的情形。上面所绘的第一图，是表示欧洲在没有革命以前，政治上是怎么样不平等的事实，图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级一级的阶梯，就是从前欧洲政治地位上的阶级。这种阶级，中国以前也是有的。到十三年前发生革命，推翻专制，才铲平这种不平的阶级。但是中国以前的不平等，没有从前欧洲的那么厉害。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两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坏处，才发生平等的思想。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便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中国政治的进步是早过欧洲。但是在这两百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进步不但是赶到中国，并且超过中国，所谓后来者居上。

　　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是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比方耕田的人，他的子子孙孙便要做农夫;做工的人，他的子子孙孙便要做苦工。祖父做一种什么事业，子孙就不能改变。这种职业上不能够改变，就是当时欧洲的不自由。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由此可见，从前中国和外国都是有阶级制度，都是不平等。中国的好处是只有皇帝是世袭，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袭，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总是世袭，到了改朝换姓，才换皇帝;至于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国古时都是可以改换的，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极多，不是代代世袭一种事业的。欧洲平民间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大多数的王侯都是世袭，人民的职业不能自由，因为职业不自由，所以失了平等。不但是政治的阶级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阶级也不平等。由于这个原故，人民一来难达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种地位，二来自己的职业又不能自由改变，更求上进，于是感觉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争自由，解除职业不自由的束缚，以求上进;拚命去争平等.打破阶级专制的不平等。那种战争，那种奋斗，在中国是向来没有的。中国人虽然受过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没有牺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价。欧洲人民在两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两件事。中国人向来不懂什么是争自由平等，当中原因，就是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有什么厉害。而且中国古时的政治，虽然是专制，二千多年以来虽然没有进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专制淫威也减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不觉得痛苦，便不为这个道理去奋斗。

　　近来欧洲文化东渐，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都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理，多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所以欧洲两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说是争自由，中国人也说要争自由;欧洲从前争平等，中国人也照样要争平等。但是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至于欧洲在两三百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以为非争到自由平等，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拚命去争自由、打平等。因为有这种风潮，所以‘近两三百年来，一次发生英国革命，二次发生美国革命，三次发生法国革命。美国、法国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国革命算是没有成功，所以国体至今没有改变。英国革命的时候，正当中国明末清初，当时英国人民把皇位推倒，杀了一个皇帝;不到十年，又发生复辟;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国体仍旧是君主，贵族阶级也还是存在。美国自脱离英国独立以后，把从前政治的阶级完全打破，创立共和制度。以后法国革命，也是照美国一样，把从前的阶级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现在六年以前，又发生俄国革命，他们也打破阶级制度，变成共和国家。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发起最后的是俄国，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

　　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

　　我们再拿美国来讲。美国革命的时候，人民所向的目标是在独立。他们为什么要独立呢?因为他们当时的十三州都是英国的领土，归英国管理。英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压迫美国人民比压迫本国人民还要严厉得多。

　　美国人民见得他们自己和英国人民都是同归一个英国政府管理，英国政府待本国人民是那样宽大，待美国人民是这样刻薄，便觉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脱离英国，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因为独立，反抗英国，和英国战争了八年。后来独立成功，所有在美国的白色人种，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对待别色人种便不大相同，比方在美国的非洲黑人，他们便视为奴隶。所以美国独立之后，白人的政治地位虽然是平等，但是黑人和白人比较便不是平等。这种事实，和美国的宪法及独立的宣言便不相符合。因为《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便说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赋有一定不能少的权利，那些权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后来订定宪法，也是根据这个道理。美国注重人类平等的宪法既然民立以后，还要黑人来做奴隶，所以美国主张平等自由的学者，见到那种事实和立国的精神大相矛盾，便反对一个平等自由的共和国家里头还用许多人类来做奴隶。

　　美国当时对待黑人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呢?美国人从前对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当作牛马一样，要他们做奴隶、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后，没有工钱，只有饭吃。那种残酷情形，全国人民看见了，觉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开国宪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义，打破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后来这种主张愈传愈广，赞成这种主张的人便非常之多。于是有许多热心的人，调查当时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许多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书，是把黑奴受痛苦的种种事实编成一本小说，令人人看到了之后，都很有趣味。这本小说是叫做《黑奴吁天录》。自这本书做出之后，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么样受苦，便替黑奴来抱不平。当时全美国之中，北方各省没有畜黑奴的，便主张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为南方各省有许多极大的农场，平常都是专靠黑奴去耕种，如果放黑奴，便没有苦工，便不能耕种。南方的人由于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对放奴，说黑奴制度不是一人[造]成来的。美国人从前运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隶，好像几十年前欧洲人运中国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猪仔”一样，黑奴便是当时非洲的“猪仔”。南方各省反对放奴，说黑奴是他们的本钱，如果要解放，他们一定要收回本钱。当时一个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几百万，总算起来要值几百万万元。因为那种价值太大，国家没有那样多钱去偿还黑奴的东家，所以放黑奴的风潮虽然是发生了很久，但是酝酿复酝酿，到了六十年前才爆发出来，构成美国的南北战争。那次战争，两方死了几十万人，打过了五年仗，双方战争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最大战争之一。那次战争，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类打不平等的，可以说是争平等的战争。欧美从前为争平等的问题，都是本身觉悟，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国的南北战争，为黑奴争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争。因为他们做奴隶的时候太久，没有别的知识，只知道主人有饭给他们吃，有衣给他们穿，有屋给他们住，他们便很心满意足。当时主人间或也有很宽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并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

　　所以那次美国的南北战争，所争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争，是自己团体以外的人去争，不是本身的觉悟。那次战争的结果，南方打败了，北方打胜了，联邦政府就马上发一个命令，要全国放奴。南方各省因为打败了仗，只有服从那个命令。自此以后，便不理黑奴，从解放之日起便不给饭与黑奴吃，不给衣与黑奴穿，不给屋与黑奴住。黑人从那次以后，虽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国的共和国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为从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解放以后不替主人做工，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一时青黄不接，黑奴觉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放奴的各省份，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张放奴的大总统。那位主张放奴的总统是谁呢?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两个极有名的大总统。一位是开国的大总统，叫做华盛顿。

　　现在世界上的人说起开国元勋，便数到华盛顿，因为那位大总统在争人类平等的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其余一位大总统就是林肯，他就是当时主张放奴最出力的人。因为他解放黑奴，为人类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劳，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称颂他。但是当时解放了的黑奴，因为一时没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现在还有一种歌谣是骂林肯的，说他是洪水猛兽。那些骂林肯的人之心理，好像中国现在反对革命的人来骂革命党一样。现在有知识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处，自然是称颂林肯;但是无知识的黑人，至今还是恨林肯，学他们的祖宗一样。解放黑奴，是美国历史上一件争平等的事业。所以讲美国最好的历史，第一个时期是由于受英国不平等的待遇，人民发起独立战争，打过了八年仗，才脱离英国，得到平等，成一个独立国家。第二个时期是在六十年前发生南北战争，那次战争的理由，和头一次的独立战争是相同的，打过了五年仗。五年战争的时间，和八年战争的时间虽然是差不多，但是说起损失来，那次五年的战争比较八年的战争牺牲还要大，流血还要多。简单的说起来，美国第一次的大战争，是美国人民自己求独立，为自己争平等。第二次的大战争，是美国人民为黑奴求自由，为黑奴争平等;不是为自己争平等，是为他人争平等。为他人争平等，比较为自己争平等所受的牺牲还要大，流血还要多。

　　所以美国历史是一种争平等的历史。这种争平等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中的大光荣。

　　美国争得平等之后，法国也发生革命，去争平等。当中反复了好几次，争了八十年才算成功。但是平等争成功之后，他们人民把平等两个字走到极端，要无论那一种人都是平等。像第二图所讲的平等，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点，要放在平头点，那就是假平等。

　　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中国革命党不主张争平等自由，主张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便有自由平等。欧美为平等自由去战争，争得了之后，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我们的三民主义能够实行，真有自由平等，要什么方法才能够归正轨呢?像第二图，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是不合乎平等正轨的;要像第三图，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轨。所以我们革命，要知道所用的主义是不是适当，是不是合乎正轨，非先把欧美革命的历史源源本本来研究清楚不成功。人民要彻底明白我们的三民主义是不是的的确确[有]好处，是不是合乎国情，要能够信仰我们的三民主义始终不变，也非把欧美革命的历史源源本本来研究清楚不成功。

　　美国为平等、自由两个名词，经过了两次战争，第一次争了八年，第二次争了五年，才达到目的。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每次战争，人人都是存一个争皇帝的思想。只有此次我们革命，推倒满清，才是不争皇帝的第一次。但是这种不争皇帝的思想，只限于真革命党以内的人才是。说到革命党以外，像北方的曹锟、吴佩孚，名义上虽然赞成共和，但是主张武力统一，还是想专制。如果他们的武力统一成功，别人不能够反抗，他们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凯在辛亥年推倒满清的时候，他何尝不赞成共和呢?他又何曾主张帝制呢?当时全国的人民便以为帝制不再发生。到了民国二年，袁世凯用武力打败革命党，把革命党赶出海外，便改变国体，做起皇帝来。这般军阀的思想腐败不堪，都是和袁世凯相同的，将来没有人敢担保这种危险不发生。所以中国的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做皇帝的思想没有完全铲除，没有一概肃清。我们要把这种做皇帝的思想完全铲除，一概肃清，便不得不再来奋斗，再来革命。

　　中国现在有许多青年志士，还是主张争平等自由。欧洲在一两百年以来，本是争平等自由，但是争得的结果，实在是民权。因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讲到民权的来历，发源是很远的，不是近来才发生的。两千多年以前，希腊、罗马便老早有了这种思想。当时希腊、罗马都是共和国家。同时地中海的南方有一个大国叫做克塞支，也是一个共和国。后来有许多小国继续起来，都是共和国家。当时的希腊、罗马名义上虽然是共和国家，但是事实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为那个时候，民权还没有实行。譬如希腊国内便有奴隶制度，所有贵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隶，全国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隶;斯巴达的一个武士，国家定例要给五个奴隶去服侍他。所以希腊有民权的人是少数，无民权的是大多数。罗马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二千多年以前，希腊、罗马的国家名义虽然是共和，但是由于奴隶制度，还不能够达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到六十年前美国解放黑奴，打破奴隶制度，实行人类的平等以后，在现在的共和国家以内才渐渐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么地方立足呢?要附属到什么东西呢?是在民权上立足的，要附属于民权。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国国民党发起革命，目的虽然是要争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义和口号还是要用民权。因为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因为平等自由是包括在民权之内，所以今天研究民权的问题，便附带来研究平等自由的问题。

　　欧美革命，为求平等自由的问题来战争，牺牲了无数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争到平等自由之后，到了现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词应该要看得如何宝贵，把平等自由的事实应该要如何审慎，不能够随便滥用。但是到现在究竟是怎么样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说，前次已经讲过了，他们争得自由之后，便生出自由的许多流弊。美国、法国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争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样，也生出许多流弊呢?依我看起来，也是一样的生出许多流弊。由于他们已往所生流弊的经验，我们从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们的覆辙，专为平等去奋斗，要为民权去奋斗。民权发达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权不发达，我们便永远不平等。

　　欧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么样呢?简单的说，就是他们把平等两个字认得太呆了。欧美争得平等以后，为什么原故要发生流弊呢?就是由于民权没有充分发达，所以自由平等还不能够向正轨道去走。因为自由平等没有归到正轨，所以欧美人民至今还是要为民权去奋斗。因为要奋斗，自然要结团体。人民因为知道结团体的重要，所以由于奋斗的结果，便得到集会结社的自由。由于得到这种自由，便生出许多团体，在政治上有政党，在工人中有工党。现在世界团体中最大的是工党。工党是在革命以后，人民争得了自由，才发生出来。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最初的时候，工人没有知识，没有觉悟，并不知道自己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也不知道受资本家有很大的压迫;好像美国黑奴只知道自祖宗以来都是做人的奴隶，并不知道奴隶的地位是不好，也不知道除了奴隶以外另外还有自由平等一样。当时各国工人本来不知道自己是处于什么地位，后来于工人之外，得了许多好义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和资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传到工人里头，把他们唤醒了，要他们固结团体和贵族及资本家抵抗，于是世界各国才发生工党。工党和贵族及资本家抵抗，是拿什么[做]武器呢?工人抵抗的唯一武器，就是消极的不合作，不合作的举动就是罢工。这种武器，比较军人打仗的武器还要厉害得多。如果工人对于国家或资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联合起来，一致罢工。那种罢工，影响到全国人民，比较普通的战争也不相上下：因为在工人之外，有知识极高的好义之士做领袖，去引导那些工人，教他们固结团体，去怎么样罢工。所以他们的罢工一经发动，便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力量。因为有了很大的力量，工人自己才感觉起来，要讲平等。英国、法国的工人，由于这种感觉，要讲平等，看见团体以内引导指挥的领袖都不是本行的工人，不是贵族便是学者，都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他们到了团体成功，便排斥那些领袖。这些排斥领袖的风潮，在欧洲近数十年来渐渐发生了。所以起这种风潮的原故，便是由于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成了平等的流弊。由于这种流弊发生以后，工党便没有好领袖去引导指挥他们，工人又没有知识去引导自己，所以虽然有很大的团体，不但是没有进步，不能发生大力量，并且没有人去维持，于是工党内部渐渐腐败，失却了大团体的力量。

　　工人的团体不但是在外国很多，近十多年来中国也成立了不少。中国自革命以后，各行的工人都联合起来，成立团体。团体中的领袖，也有很多不是工人的。那些团体中的领袖，固然不能说个个都是为工人去谋利益的，其中假借团体的名义、利用工人为自己图私利的当然是很多，但是真为大义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所以工人应该要明白，应该要分别领袖的青红皂白。现在中国的工人讲平等，也是发生平等的流弊。譬如前几天我收到由汉口寄来的一种工报，当中有两个大标题，第一个标题是“我们工人不要穿长衣的做领袖”，第二个标题是“我们工人奋斗，只求面包，不问政治”。由于这种标题，便可知和欧美工党排斥非工人做领袖的口调是一样。欧美工人虽然排斥非工人的领袖，但是他们的目标还是要问政治。所以汉口工人的第二个标题，便和欧美工人的口调不能完全相同。因为一国之内，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问题为依归的。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比方中国现在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一年之内损失十二万万元，这就是由于中国政治不良，经济不能发达，所以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在这种损失里头，最大的是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每年有五万万元，这五万万元的货都是工人生产的，因为中国工业不发达，才受这种损失。我们拿这个损失的问题来研究。中国工人所得工价是世界中最便宜的，所做的劳动又是世界中最勤苦的，一天能够做十多点钟工。中国的工价既是最便宜，工人的劳动又是最勤苦，和外国工业竞争，照道理讲，当然可以操胜算。为什么中国工人所生产的出口货，不能敌外国工人所生产的进口货呢?为什么我们由于工业的关系，每年要损失五万万元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不良，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如果政府有了能力，便可以维持这五万万元的损失，我们能够维持这五万万元的损失，便是每年多了五万万元的面包。

　　中国政府有能力，怎么样可以维持五万万元的损失呢?如果政府有能力，便可以增加关税，关税加重，外国的洋货自然难得进口，中国的土货便可以畅销，由此全国的工人每年便可以多进五万万元。但是照汉口工人寄来报纸上的标题讲，工人不问政治，既然不问政治，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关税，抵制洋货，提倡土货;不抵制洋货提倡土货，中国就不制造土货;不制造土货，工人便没有工做;工人连工都没有做，哪里还有面包呢?由此可见，工人无好领袖，总是开口便错。这样的工人团体断不能发达，不久必归消灭。因其太无知识了，不知道面包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和经济两个问题，总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果不问政治，怎么样能够解决经济的面包问题来要求面包呢?汉口工人的那种标题，便是由于错讲平等生出来的流弊。

　　所以，我们革命不能够单说是争平等，要主张争民权。如果民权不能够完全发达，就是争到了平等，也不过是一时，不久便要消灭的。我们革命主张民权，虽然不拿平等做标题，但是在民权之中便包括得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时是好，当然是采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这样做去，才可以发达民权，才是善用平等。

　　我从前发明过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人类其得之天赋者约分三种：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者为发明家，后知后觉者为宣传家，不知不觉者为实行家。此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则人类之文明进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类当努力进行之。但是要达到这个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么样做法呢?我们可把人类两种思想来比对，便可以明白了。一种就是利己，一种就是利人。重于利己者，每每出于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渐而积成专制之阶级，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权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于利人者，每每至到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此种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能，以谋他人的幸福，渐而积成博爱之宗教慈善之事业。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穷。慈善之事有不济，则不得不为根本之解决，实行革命，推翻专制，主张民权，以平人事之木平了。从此以后，要调和三种之人使之平等，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这就是平等之精义。

　　【第四讲】

　　【(四月十三日)】

　　照前几次所讲，我们知道欧美人民争民权已经有了两三百年。他们争过了两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权呢?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欧美人民在近来两三百年之中所争得民权多少，和他们的民权现在进步到什么地方。

　　民权思想已经传到中国来了，中国人知道民权的意思，是从书本和报纸中得来的。主张民权的书本和报纸，一定是很赞成民权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权，自然都是从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观察。照赞成一方面的书本和报纸上所说的话，一定是把民权的风潮说得是怎样轰轰烈烈，把民权的思想说得是怎么蓬蓬勃勃。我们看见了这些书报，当然受他们的鼓动，发生民权的思想。以为欧美人民争民权，争过了两三百年，每次都是得到最后的胜利;照这样看起来，以后世界各国的民权一定是要发达到极点，我们中国处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也当然是应该提倡民权，发达民权。并且，有许多人以为提倡中国民权能够像欧美那一样的发达，便是我们争民权已达到目的了;以为民权能够发达到那个地步，国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进步。

　　但是，从书报中观察欧美的民权，和事实上有很多不对的。考察欧美的民权事实，他们所谓先进的国家像美国、法国，革命过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权呢?照主张民权的人看，他们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

　　当时欧美提倡民权的人，想马上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所以牺牲一切，大家同心协力，一致拚命去争。到了胜利的时[候]，他们所争到的民权，和革命时候所希望的民权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差得很多，还不能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

　　现在可以回顾美国对于英国的独立战争，是一个什么情形。那个战争，打过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后的胜利，才达到民权的目的。照美国《独立宣言》来看，说平等和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夺去人人的平等自由。当时美国革命本想要争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争了八年，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为什么争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权呢?当初反对美国民权的是英国皇帝，美国人民受英国皇帝的压迫，才主张独立，和英国战争。所以那个战争，是君权和民权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本是民权胜利，照道理讲，应该得到充分的民权。为什么不能达到充分的目的呢?因为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虽然打破了君权，但是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实施问题，就是要把民权究竟应该行到什么程度?由于研究这种问题，主张民权的同志之见解各有不同，因为见解不同，便生出内部两大派别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国革命有一个极著名的首领叫做华盛顿，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当时帮助他去反抗英国君权的人，还有许多英雄豪杰，像华盛顿的财政部长叫做哈美尔顿，和国务部长叫做遮华臣。那两位大人物对于民权的实施问题，因为见解各有不同，彼此的党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为绝对不相同的两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权是天赋到人类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权，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权的时候一定可以做许多好事，令国家的事业充分进步，遮氏这种言论，是主张人性是善的一说。至于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权，如果有时不能充分发达善性去做好事，反误用民权去作恶，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碍，一时出于不得已的举动。总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赋的自由平等，人人便应该有政权;而且人人都是有聪明的，如果给他们以充分的政权，令个个都可以管国事，一定可以做出许多大事业;大家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治好，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那就是遮华臣一派对于民权的信仰。

　　至于哈美尔顿一派所主张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张相反。哈氏以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权，性恶的人便拿政权去作恶。那些恶人拿到了国家大权，便把国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党，无论国家的什么道德、法律、正义、秩序都不去理会。弄到结果，不是一国三公，变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极端，成为无政府。像这样实行民权，不但是不能令国家进步，反要捣乱国家，令国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张，国家政权不能完全给予人民，要给予政府;把国家的大权都集合于中央，普通人只能够得到有限制的民权。如果给予普通人以无限制的民权，人人都拿去作恶，那种作恶的影响对于国家，比较皇帝的作恶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皇帝作恶，还有许多人民去监视防止，一般入若得到了无限制的民权，大家都去作恶，便再没有人可以监视防止。故哈美尔顿说：“从前的君权要限制，现在的民权也应该要限制。”由此创立一派，叫做“联邦派”，主张中央集权，不主张地方分权。

　　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前，本有十三邦，都归英国统辖，自己不能统一。

　　后来因为都受英国专制太过，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国，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标，所以当时对英国作战便联同一气。到战胜了英国以后，各邦还是很分裂，还是不能统一。在革命的时候，十三邦的人口不过三百万。在那三百万人中，反抗英国的只有二百万人，还有一百万仍是赞成英国皇帝的。就是当时各邦的人民，还有三分之一是英国的保皇党，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党。因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党在内部捣乱，所以美国独立战争费过了八年的长时间，才能够完全战胜。到了战胜以后，那些著名的保皇党无处藏身，便逃到北方，搬过圣罗伦士河以北，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为英国属地，忠于英国。美国独立之后，国内便没有敌人。但是那三百万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过二十多万人，各不相上下，大家不能统一，美国的国力还是很弱，将来还是很容易被欧洲吞灭，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险的。

　　于是各邦的先知先觉想免去此种危险，要国家永远图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国力;要加大国力，所以主张各邦联合起来，建设一个大国家。当时所提倡联合的办法，有主张专行民权的，有主张专行国权的。头一派的主张，就是地方分权。后一派的主张，就是中央集权，限制民权，把各邦的大权力都联合起来，集中于中央政府，又可以说是“联邦派”。这两派彼此用口头文字争论，争了很久，并且是很激烈。最后是主张限制民权的“联邦派”占胜利，于是各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合众国，公布联邦的宪法。美国自开国一直到现在，都是用这种宪法。这种宪法就是三权分立的宪法，把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这是世界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所行的完全宪法。美国就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成文宪法的第一个国家。世界上有成文宪法的国家，美国就是破天荒的头一个。

　　这个宪法，我们叫做《美国联邦宪法》。美国自结合联邦、成立宪法以后，便成世界上顶富的国家;经过欧战以后，更成世界上顶强的国家。因为美国达到了今日这样富强，是由于成立联邦宪法，地方人民的事让各邦分开自治。

　　十多年来，我国一般文人志士想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从根本上拿中美两国的国情来比较，只就美国富强的结果而论。以为中国所希望的，不过是在国家富强;美国之所以富强，是由于联邦，中国要像美国一样的富强，便应该联省;美国联邦制度的根本好处，是由于各邦自定宪法、分邦自治，我们要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变成联省，根本上便应该各省自定宪法，分省自治;等到省宪实行了以后，然后再行联合成立国宪。质而言之，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国十几个独立的邦一样，然后再来联合起来。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谬误到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像这样只看见美国行联邦制度便成世界顶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中国富强也要去学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像前次所讲的欧美人民争民权，不说要争民权，只说要争自由平等，我们中国人此时来革命也要学欧美人的口号说去争自由平等，都是一样的盲从!

　　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

　　主张联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为美国的地方基础有许多小邦，各邦联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强;中国的地方基础也有许多行省，也应该可以自治，可以富强。殊不知道美国在独立时候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美国当独立之后为什么要联邦呢?是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统属，所以不能不联合起来。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中国本部形式上向来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东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还有热河、绥远、青海许多特别区域，及蒙古、西藏各属地。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统属于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时候，各省也很统一。再推到元朝时候，不但是统一中国的版图，且几几乎统一欧亚两洲。推到宋朝时候，各省原来也是很统一的;到了南渡以后，南方几省也是统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汉朝，中国的各省没有不是统一的。由此便知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一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若是这些武人有口实来各据一方，中国是再不能富强的。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

　　外国人现在对于中国为什么要来共管呢?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中国的缺点呢?就是由于看见中国有知识阶级的人所发表的言论、所贡献的主张，都是这样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们便看中国不起，说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不能管，列强应该来代我们共管。我们现在东亚处于此时的潮流，要把“联邦”二个字用得是恰当，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中国和安南、缅旬、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抗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至于中国的十八省和东三省以及各特别区，在清朝时候已经是统一的，已经是联属的。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像唐继尧割据云南、赵恒惕割据湖南、陆荣廷割据广西、陈炯明割据广东，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我们应该要分别清楚。

　　美国独立时候的十三邦毫不统一，要联成一个统一国家，实在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哈氏和遮氏两派的争论便非常之激烈。后来制成联邦宪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后是哈氏一派占胜利，遮氏一派的主张渐渐失败。

　　因为联邦宪法成立之前，全国人有两大派的主张，所以颁布的宪法弄成两派中的一个调和东西。把全国的大政权，如果是属于中央政府的，便在宪法之内明白规定;若是在宪法所规定以外的，便属于地方政府。比方币制，应该中央政府办理，地方政府不能过问。像外交，是规定由中央政府办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国订约。其余像关于国防上海陆军的训练与地方上民团的调遣等那些大权，都是归中央政府办理。至于极复杂的事业，在宪法未有划归中央政府的.便归各邦政府分别办理。这种划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调和办法。

　　美国由于这种调和办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当时所得的民权，只得到一种有限制的选举权。在那个时候的选举权，只是限于选举议员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于选举总统和上议院的议员，还是用间接选举的制度，由人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才去选总统和那些议员。后来民权逐渐发达，进步到了今日，总统和上议院的议员以及地方上与人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选举，这就叫做普通选举。所以美国的选举权，是由限制的选举渐渐变成普通选举。但是这种普通选举，只限于男人才能够享受，至于女子，在一二十年前还是没有这种普通选举权。欧美近二十年以来，女子争选举权的风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当时欧美的女子争选举权，许多人以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聪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够做，所以很多人反对。不但是男人很反对，许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对，就是全国的女人都争得很激烈，还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国女子才争成功，后来美国也争成功。这个成功的原故，是由于当欧战的时候男子通通去当兵，效力战场，在国内的许多事业没有男人去做。像兵工厂内的职贯、散工，街上电车内的司机、卖票，和后方一切勤务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补充。所以从前反对女子选举权的人，说女子不能做男子事业，到了那个时候便无法证明，便不敢反对，主张女子有选举权的人才完全占胜利。

　　所以欧战之后，女子的选举权才是确定了。

　　由此便知，欧美革命的目标本是想达到民权，像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争民权;战争成功之后，主张民权的同志又分出两派，一派是主张应该实行充分的民权，一派是主张民权应该要限制，要国家应该有极大的政权。后来发生许多事实，证明普通人民的确是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权。譬如遮华臣争民权，他的门徒也争民权，弄到结果，所要争的民权还是失败，便可以证明普通民众不知道运用政权。由于这个原故，欧美革命有了两三百多年。向来的标题都是争民权，所争得的结果，只得到男女选举权。

　　讲到欧洲的法国革命，当时也是主张争民权。所以主张民权的学者，像卢梭那些人，便说人人有天赋的权利，君主不能侵夺。由于卢梭的学说，便发生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后，就实行民权。于是一般贵族皇室都受大害，在法国不能立足，便逃亡到外国。因为法国人民当时拿充分的民权去做头一次的试验，全国人都不敢说民众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说那些话，大家便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就要上断头台。所以那个时候便成暴民专制，弄到无政府，社会上极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党，也有时因为一言不慎，和大众的意见不对，便要受死刑。故当法国试验充分民权的时期，不但是王公贵族被人杀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时很热心的革命志士，像丹顿一流人物一样，因为一言不合，被人民杀了的也是很不少。后来法国人民看到这样的行为是过于暴虐，于是从前赞成民权的人反变成心灰意冷，来反对民权，拥护拿破仑做皇帝，因此生出民权极大的障碍。这种障碍，不是由君权发生的。在一百年以前，民权的风潮便已经是很大，像前几次所讲的情形。现在世界潮流已达到了民权的时代，照道理推测，以后应该一天发达一天，为什么到民权把君权消灭了以后，反生出极大的障碍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种原因，是由于赞成民权所谓稳健派的人，主张民权要有一定的限制。这派是主张国家集权，不主张充分民权。这派对于民权的阻力还不甚大，阻碍民权的进步也不很多。最，为民权障碍的人，还是主张充分民权的人。像法国革命时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权，便不要领袖，把许多有知识有本事的领袖都杀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对于事物的观察既不明了，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国人民既是没有好耳目。所以发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谁是谁非，只要有人鼓动，便一致去盲从附和。像这样的现象，是很危险的。所以后来人民都觉悟起来，便不敢再主张民权。由于这种反动力，便生出了民权的极大障碍，这种障碍是由于主张民权的人自招出来的。

　　欧洲自法国以外，像丹麦、荷兰、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发生民权的风潮。民权的风潮在欧美虽然遇到了障碍，得到君权的反抗，还是不能消灭;遇到了民权自身的障碍，也是自然发达，不能阻止。那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大势所趋，潮流所至，没有方法可以阻止。

　　由于这个道理，故许多专制国家都是顺应潮流，去看风行事。譬如英国从前革命，杀了皇帝，不到十年再复辟起来，但是英国的贵族知机善变，知道民权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贵族便不和民权去反抗，要和他去调和。讲到民权的起源，本来是发生于英国的。英国自复辟之后，推翻了民权，便成贵族执政，只有贵族可以理国事，别界人都不能讲话;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后，在贵族之外，才准普通平民有选举权;到了欧战以后，才许女子也有选举权。至于英国对待属地，更是善用退让的手段，顺应民权的潮流。像爱尔兰是英国三岛中的土地，英国始初本是用武力压迫，后来见到民权的风潮扩大，便不去压迫，反主退让，准爱尔兰独立。

　　英国不独对于三岛的内部是如此，就是对于外部，像对付埃及，也是退让。埃及当欧战时候，为英国是很出力的。英国当时要埃及人去助战，也允许过了埃及许多权利，准他们以后独立。到欧战之后，英国食言，把所许的权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独立，履行前约，风潮扩大，英国也是退让，许埃及独立。又像印度现在要求英国扩充选举，英国也是一概允许。

　　至于现在英国国内，容纳工党组织内阁，工人执政，便更足以证明英国贵族的退让，民权的进步。英国贵族知道世界民权的大势，能够顺应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们的政体至今还可以维持，国家的现状还是没有大危险。

　　世界上经过了美国、法国革命之后，民权思想便一日发达一日。但是根本讲起来，最新的民权思想还是发源于德国。德国的人心向来富于民权思想，所以国内的工党便非常之多，现在世界上工党团体中之最大的还是在德国。德国的民权思想发达本早，但到欧战以前，民权的结果还不及法国、英国。这个理由，是因为德国对付民权所用的手段和英国不同，所以得来的结果也不同。从前德国对付民权是用什么手段呢?德国是谁阻止民权的发达呢?许多学者研究，都说是由于丕士麦。

　　丕士麦是德国很有名望、很有本领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业都是由于丕士麦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麦的范围。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德国当时之所以强，全由丕士麦一手造成。在丕士麦没有执政之先，德国是一个什么景象呢?德国在那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小邦，那二十几个小邦的民族虽然是相同，但是各自为政，比较美国的十三邦还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仑征服之后，人民更是穷苦不堪。后来丕士麦出来，运用他的聪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联合附近民族相同的二十几邦，造成一个大联邦，才有后来的大富强。在十年以前，德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顶富的国家，他们那两国都是联邦。许多人以为我们中国要富强，也应该学德国、美国的联邦。殊不知德国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个普鲁士，因丕士麦执政以后，拿普鲁士做基础，整军经武，刷新内政，联合其余的二十多邦，才有后来的大德意志。当丕士麦联合各邦的时候，法国、奥国都极力反对。奥国所以反对德国联邦的原故，是因为奥国和德国虽然是同一条顿民族，但是奥皇也想争雄欧洲，故不愿德国联邦，再比奥国还要强盛。无如丕士麦才智过人，发奋图强，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奥国打仗，一战便打败奥国。德国战胜了以后，本来可以消灭奥国，惟丕士麦以为奥国虽然反对德国，但是奥国民族还是和德国相同，将来不至为德国的大患。丕士麦的眼光很远大，看到将来足为德国大患的是英国、法国，所以丕士麦战胜了奥国以后，便马上拿很宽大的条件和奥国讲和。奥国在新败之余，复得德国的宽大议和，便很感激他。从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国便去打法国，打破拿破仑第三，占领巴黎。到共和的时候，法国便把阿尔赛士和罗伦两处地方割归德国。从这两次大战以后，德国的二十几个小邦便联合得很巩固，成立一个统一国家。德国自联邦成立了之后，到欧战以前，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执欧洲的牛耳;欧洲各国的事，都惟德国马首是瞻。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那个地位，全由丕士麦一手缔造而成。

　　因为丕士麦执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有了那种大功业，故德国的民权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麦执政的时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种种方面战胜全世界，就是对于民权风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战胜一般民众。譬如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在德法战争以后，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权的战争，并且发生经济的战争。在那个时候，民权的狂热渐渐减少，另外发生一种什么东西呢?

　　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就是我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这种战争，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工人的团体在德国发达最早，所以社会主义在德国也是发达最先。

　　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国人，像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大社会主义家叫做马克思，他就是德国人。[从前俄国革命]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俄国的老革命党都是马克思的信徒。德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便非常之发达。社会主义本来是和民权主义相连带的，这两个主义发生了以后，本来应该要同时发达的。欧洲有了民权思想，便发生民权的革命;为什么有了那样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个时候不发生经济的革命呢?因为德国发生社会主义的时候，正是丕士麦当权的时候。在别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压迫社会主义，但是丕士麦不用这种手段。他以为德国的民智很开通，工人的团体很巩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压迫，便是徒劳无功。当时丕士麦本是主张中央集权的独裁政治，他是用什么方法去对付社会党呢?社会党提倡改良社会，实行经济革命，丕士麦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来防范马克思那般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比方铁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东西，国内的一种基本实业，如果没有这种实业，什么实业都不能够发达。像中国津浦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山东和江北一带地方都是很穷苦的，后来那条铁路筑成功了，沿铁路一带便变成很富饶的地方。又像京汉铁路没有筑成以前，直隶、湖北、河南那几省也是很荒凉的，后来因为得了京汉铁路交通的利便，沿铁路的那几省便变成很富庶。

　　当丕士麦秉政的时候，英国、法国的铁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为基本实业归富人所有，所以全国实业都被富人垄断，社会上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麦在德国便不许有这种毛病，便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全国铁路都收归国有，把那些基本实业由国家经营;对于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时间，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都一一规定。这些事业，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要拿出去实行的;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德国从前每年都有几十万工人到外国去做工，到了丕士麦经济政策成功时候，不但没有工人出外国去做工，并且有许多外国工人进德国去做工。丕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当冲打消的方法。用这种防止的方法，就是在无形中消灭人民要争的问题。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丕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

　　现在就世界上民权发达一切经过的历史讲：第一次是美国革命，主张民权的人分成哈美尔顿和遮华臣两派，遮华臣主张极端的民权，哈美尔顿主张政府集权，后来主张政府集权派占胜利，是民权的第一次障碍。第二次是法国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权，拿去滥用，变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权的第二次障碍。第三次是丕士麦，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权，成了民权的第三次障碍。这就是民权思想在欧美发达以来所经过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权思想虽然经过了三个障碍，还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发达，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长。民权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问题。世界上的学者，无论是守旧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权思想是不能消灭的。不过在发达的时候，民权的流弊还是免不了的，像从前讲平等自由也生出流弊一样。总而言之，欧美从前争平等自由，所得的结果是民权;民权发达了之后，便生出许多流弊。在民权没有发达之先，欧美各国都想压止他，要用特权去打消民权。君权推倒了之后，主张民权的人便生出民权的障碍;后来实行民权，又生出许多流弊，更为民权的障碍。最后丕士麦见到人民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欧战以后，俄国、德国的专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选举权也有好几国争到手了，所以民权到了今日更是一个大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推到实行民权的原始，自美国革命之后，人民所得的头一个民权，是选举权。当时，欧美人民以为民权就是选举权算了，如果人民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贤愚都得到了选举权，那就算民权是充分的达到了目的。

　　至于欧战后三四年以来，又究竟是怎么样呢?当中虽然经过了不少的障碍，但是民权仍然是很发达，不能阻止。近来瑞士的人民，除了选举权以外，还有创制权和复决权。人民对于官吏有权可以选举;对于法律也应该有权可以创造、修改。创制权和复决权便是对于法律而言的。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制，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故瑞士人民比较别国人民多得了两种民权，一共有三种民权，不只一种民权。近来美国西北几邦新开辟地方的人民，比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种民权，那种民权是罢官权。在美洲各邦之中，这种民权虽然不能普遍，但有许多邦已经实行过了。所以美国许多人民现在得到了四种民权：一种是选举权，二种是罢官权，三种是创制权，四种是复决权。这四种权在美国西北几州已经行得很有成绩，将来或者可以推广到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将来世界各国要有充分的民权，一定要学美国的那四种民权。由此四种民权实行下去，将来能不能够完全解决民权的问题呢?现在世界学者看见人民有了这四种民权的思想，还不能把民权的问题完全来解决，都以为是时间的问题，以为这种直接的民权思想发生尚不久。从前的神权经过了几万年。君权经过了几千年，现在此刻各国的君权，像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权还有多少问题，不过这种君权将来一定是消灭的。这些直接的民权，新近发生不过是几十年，所以在今日还是一个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什么地位呢?

　　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和被选举权。人民被选成议员之后，在议会中可以管国事。凡是国家的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才能执行;如果在议会没有通过，便不能行。这种政体叫做“代议政体”，所谓“议会政治”。但是成立了这种代议政体以后，民权是否算得充分发达呢?在代议政体没有成立之先，欧美人民争民权，以为得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无上的民权。好像中国革命党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学到日本或者学到欧美，便以为大功告成一样。如果真是学到了像日本、欧美一样，可不可以算是止境，还要听下文分解。欧美人民从前以为争到了代议政体，便算是心满意足。我们中国革命以后，是不是达到了代议政体呢?所得民权的利益究竟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

　　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于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付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民权初生本经过了许多困难，后来实行又经过了许多挫折，还是一天一天的发达，但是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代议政体。各国到了代议政体就算是止境。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断其究竟，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但是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我们要达到这种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权主义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讲的大意，是要诸君明白欧美的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种代议政体。我们拿这种制度到中国来实行，发生了许多流弊。所以民权的这个问题，在今日还是很难解决。我以后对于民权主义还要再讲两次，便把这个问题在中国求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解决，中国便要步欧美的后尘;如果能够解决，中国便可以驾乎欧美之上。

　　【第五讲】

　　【(四月二十日)】

　　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项说，欧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国进步得多。中国的武器，几千年以来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还是用那几种东西。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于像欧美的洋枪大炮那样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厉害，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肉体相搏。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请了大兵来帮助，才能够到达北京，解各国公使馆的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夫、便利过挑夫;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得到了很多的外国思想;就是外国人只才想到、还没有做到的新思想，我们也想拿来实行。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在义和团以前，中国和外国已经通了商，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所以当义和团的时候，便把仿效外国的铁路和电报都毁坏了，就是外国的枪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时候还是要用中国的弓刀。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

　　在中国所用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由此可见，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对于民权思想也有这种流弊。革命以后举国如狂，总是要拿外国人所讲的民权到中国来实行，至于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几次所讲的情形，是把外国争民权的历史和胜利之后所得的什么结果，详细的说明。由于那几次的研究，便知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进行民权在中途也遇到了许多障碍。现在中国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

　　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外国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学呢?比方用武器讲，到底是外国的机关枪厉害呢，还是中国的弓刀厉害呢?这两种东西没有比较，一定是外国的机关枪要厉害得多。不但是外国的武器要比中国的厉害，就是其他各种东西，外国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外国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么样呢?外国的政治哲学和物质科学两种学问的进步，又是哪一种最快呢?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譬如兵学就是一种军事科学，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有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斗舰。现在外国的战斗舰，每艘要值五千万元以至于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船。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斗舰为最快。战斗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斗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是海军的战斗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旧式。不但是武器在欧美是口日进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机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时时发明。所以外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于在政治上，外国比较中国又是进步了多少呢?欧美两三百年来经过许多次数的革命，政治上的进步虽然是比中国快得多，但是外国的政治书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腊有一位大政治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所著的《共和政体》那本书至今还有学者去研究，对于现在的政体还以为有多少价值可以供参考;不像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动，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那种科学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政治理论，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图所写的《共和政体》至今还有价值去研究，还是很有用处。所以外国政治哲学的进步，不及物质进步这样快的。他们现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还没有大变动。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也是像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

　　外国的物质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们要学他，便很不容易赶上。至于外国政治的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差得很远的，速度是很慢的。

　　像美国革命实行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能够实行的民权，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实行的民权便没有大分别。现在法国所行的民权，还不及从前革命时候所行的民权。法国在从前革命的时候，所行的民权是很充分的，当时一般人民以为不对，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国的民权还是没有大进步。我们要学外国，便要把这些情形分别清楚。至于外国民权所以没有大进步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对于民权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

　　由前几次所讲的情形，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民权的真理还是没有发明;不过近两三百年以来民权思想逐渐膨胀，在人事上想不通的问题，大家便听其自然，顺着潮流去做罢了。所以近来民权的发达，不是学者从学理上发明出来的，是一般人民顺其自然做出来的。因为总是顺其自然去做，预先没有根本办法，前后没有想过，所以欧美实行民权在中途便遭了许多挫折，遇了许多障碍。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这真是代议政体的一种怪现象。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

　　照前几回所讲，大家便知道欧美的民权政治根本上还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提倡民权，便不可完全仿效欧美。我们不完全仿效欧美，究竟要怎么样去做呢?现在中国还有守旧派，那些守旧派的反动力是很大的。他们的主张是要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以为要这样的办法才可以救中国。我们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这个办法是很不对的，所以要反对这个办法，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我们要走政治的正轨，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义。什么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权第一讲的定义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虽然管理人类之政治法律条理，也是一种无形的机器，所以我们称行政组织为机关。但是有形的机器是本于物理而成的，而无形的机器之政治是本于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学近数百年来已发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学近二三十年始起首进步，至今尚未有大发明。此所以有别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我们要中国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

　　我们对于民权政治到底能不能够想出办法呢?我们要能够想出办法，虽然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因为欧美民权虽然没有充分发达、根本解决，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学者对于民权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学理的发明，而且在实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经验也是很多的。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现在各国学者研究已往民权的事实，得到了许多新学理，那是些什么学理呢?最新的对于政治问题的，有一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一说是最新发明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个万能政府。第一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讲，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丕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那个政府本是不主张民权的，本是要反对民权的，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成了万能政府。其他各国主张民权的政府，没有哪一国可以叫做万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学者说：“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这个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应该要改变。”从前人民对于政府总是有反抗态度的缘故，是由于经过了民权革命以后，人民所争得的自由平等过于发达，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没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过于充分，政府毫不能够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国家虽然是有政府，便和无政府一样。这位瑞士学者看出了这个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张人民要改变对于政府的态度。他究竟要人民变成什么态度呢?人民的态度对于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譬如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中国人在这几千年中对于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研究历史，总是看见人称赞尧舜禹汤文武;尧舜禹汤文武的政府是中国人常常羡慕的政府，中国人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是希望有那样的政府，替人民来谋幸福。所以欧美的民权思想没有传进中国以前，中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为有了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乐，便可以享幸福，这就是中国人向来对于政府的态度。近来经过了革命以后，人民得到了民权思想，对于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满意，以为他们都是专制皇帝，虽美亦不足称。由此便知民权发达了以后，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态度，无论如何良善，皆不满意。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现在世界上要改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欧美学者只想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改变，至于怎么样改变的办法，至今还没有想出。

　　我们革命主张实行民权，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我的办法就是像瑞士学者近日的发明一样，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不错。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权能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究竟什么是叫做权与能的分别呢?要讲清楚这个分别，便要把我从前对于人类分别的新发明再拿来说一说。

　　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了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都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间大洋楼，不是一种寻常人能够造成的，先要有一个工程师，把想做的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一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图样的，只有照工头的吩咐，听工头的指挥，或者是某处放一块砖，某处加一片瓦，做那样最简单的事。工头又是不能够通盘计算去绘图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咐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做出来的。就是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真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哪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一份。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

　　前几天有一位在高丽做官的日本人来见我，和我谈天，谈了颇久之后，我顺便问他一句话说：“现在高丽的革命是什么样情形呢?能不能够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没有什么话可答。我又问他说：“日本在高丽的官吏，对于高丽的民权态度又是怎么样呢?”他说：“只看高丽人将来的民权思想，究竟是怎么样。如果高丽人都晓得来争民权，我们一定是把政权交还他们的。但是现在的高丽人还不晓得争民权，所以我们日本还是不能不代他们治理高丽。”这种说话未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革命党对待全国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对待高丽一样，要等到人民晓得争民权的时候才去给他。因为中国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就是再过几千年，恐怕全体人民还不晓得要争民权。所以自命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样专是为自己打算，要预先来替人民打算，把全国的政权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讲的情形，欧美对于民权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办法，今日我们要解决民权问题.如果仿效欧美，一定是办不通的。欧美既无从仿效，我们自己便应该想一种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新方法，是像瑞士的学者最新的发明，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但要改变态度，就是要把权与能来分开。权与能要怎么样分开呢?我们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应该把前几次所讲的情形，重提起来再说。第一件，什么是叫做民权呢?简单的说，民权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详细推究起来，从前的政治是谁人管理呢?中国有两句古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又说“庶人不议”。可见从前的政权是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关人民的事。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其余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所以中国几千年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能够负政治责任，上无愧于天，下无怍于民。他们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目的，令我们在几千年之后都来歌功颂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两种特别的长处：第一种长处是他们的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第二种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因为他们有这两种长处，所以对于政治能够完全负责，完全达到目的。中国几千年来，只有这几个皇帝令后人崇拜，其余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于有许多皇帝后人连姓名都不知道。历代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有很好的本领、很好的道德，其余都是没有本领、没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虽然没有本领、没有道德，但是很有权力的。

　　大家都把中国历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国演义》，差不多人人都看过了。我们可以拿《三国演义》来证明，譬如诸葛亮是很有才学的，很有能干的。他所辅的主，先是刘备，后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没有一点能干。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刘备临死的时候，便向诸葛亮说：“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的道德还是很好，阿斗虽然没有用，诸葛亮依然是忠心辅佐，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这样看来，在君权时代，君主虽然没有能干，但是很有权力，像三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便可以明白。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付托到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三。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现在成立共和政体，以民为主，大家试看这四万万人是那一类的人呢?这四万万人当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觉的人，多数的人也不是后知后觉的人，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现在民权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这四万万人都是很有权的;全国很有权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这四万万人。大家想想，现在的四万万人，就政权一方面说是像什么人呢?照我看起来，这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个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权的。阿斗本是无能的，但是诸葛亮有能，所以刘备死了以后，西蜀还能够治理。现在欧美人民反对有能的政府，瑞士学者要挽救这种流弊，主张人民改变态度，不可反对有能的政府。但是改变了态度以后，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呢?他们还没有发明。我现在所发明的，是要权与能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如果权与能不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总是不能改变。当时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诸葛亮上“出师表”，便献议到阿斗把宫中和府中的事要分开清楚：宫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府中的事，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诸葛亮把宫中和府中的事分开，就是把权和能分开。所以我们治理国家，权和能一定是要分开的。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开呢?大家要拿一个远大眼光和冷静见解来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别清楚。

　　大家此时对于政府有一种特别观念，这种观念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是由于几千年专制政体发生的。因为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多是无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过了几千年奴隶。现在虽然是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因为再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对政府的观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态度。所以现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态度，还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动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变而为排斥政府的心理。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对，现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对的。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对的心理，便要回顾到几万年和几千年以前的政治历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专制皇帝没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时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国的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才可以组织政府。譬如从前所讲人同兽争的野蛮时代，国家的组织没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个有能的人来保护。

　　在那个时候，人民都怕毒蛇猛兽来侵害，所以要奉一个有能的人负保护的责任。当时保护的任务，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够打胜毒蛇猛兽的人，就是当时很有能干的人。当时人同兽打，没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个人的体魄很强壮，所以在当时体魄很强壮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除了会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国还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动植物的危险，复可制出种种美味，适于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么人的事?就是厨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厨子做皇帝。神农尝百草，发明了许多药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劳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尝百草是什么人的事呢?就是医生的事。所以神农由于尝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医生做皇帝。更推到轩辕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缝做皇帝;有巢氏教民营宫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历史看起来，都不是专以能够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干、有新发明、在人类立了功劳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组织政府。像厨子、医生、裁缝、木匠那些有特别能干的人，都是做过了皇帝的。

　　从前有一位美国教授，叫做丁韪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游玩，遇到了一个农夫，和农夫谈起话来。那个农夫便问丁韪良说：“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韪良反问农夫说：“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

　　那个农夫便指田边所挂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那个农夫的思想，以为只有一根铁线便可以通消息传书信，做这种铁线通消息的人当然是很有本领的，有这样大本领的人当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一般心理，都以为是大本领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国自尧舜以后，那些皇帝便渐渐变成专制，都要家天下，不许人民自由拥戴有本领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现在四万万人用投票的方法选举皇帝，如果给以充分的民权，人民能够自由投票，丝毫不受别种势力的干涉，同时又有尧舜复生，究竟是选举谁来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选举尧舜来做皇帝。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心理，不像欧美人对于皇帝的那样深恶痛绝，因为中国皇帝的专制没有欧洲皇帝的那么厉害。

　　欧洲在两三百年以前，皇帝专制达到了极点，人民都视为洪水猛兽，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对于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东西像政府一样，也是一齐要排斥。欧美现在实行了民权，人民有了大权，要排斥政府实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诸葛亮，那还不容易吗?如果阿斗要排斥诸葛亮，试问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够长久呢?能不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呢?阿斗见到了这一层，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权都付托到诸葛亮，无论是整顿内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们现在行民权，四万万人都是皇帝，都是有四万万个阿斗，这些阿斗当然是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做国家的大事业。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没有分开。

　　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便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中国要分开权与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欧美人民对于政府不知道分别权与能的界限，所以他们的民权问题发生了两三百年，至今还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主张要分开权与能，再拿古时和现在的事实比较的来说一说。在古时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现在的富豪家庭也请几位打师来保护，好像上海住的军阀官僚，在各省铲了地皮、发了大财之后，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内去住，因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钱，他便请几个印度巡捕在他的门口保护。照古时的道理讲，能保护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护那些官僚军阀的印度巡捕，便应该做那些官僚军阀的皇帝。但是现在的印度巡捕，决不能问那些官僚军阀的家事。从前赤手空拳的打师都是做皇帝，现在有长枪的印度巡捕更是应该要做皇帝。那些官僚军阀不把他当作皇帝，只把他当作奴隶。那种奴隶有了枪，虽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军阀只能够在物质一方面给些钱，不能够在名义上叫他做皇帝。像这样讲，古时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现在守门的印度巡捕;现在守门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时的皇帝。再进一层说，保护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门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工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现在欧美民权发达的国家，人民对于政府都没有这种态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领的人去管理政府。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无能，所以弄到民权政治的发达反是很迟，民主国家的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像日本和德国那一样的迅速。从前日本维新，只有几十年便富强起来。从前德国也是很贫弱的国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丕士麦执政，结合联邦，励精图治，不到几十年便雄霸欧洲。其他实行民权的国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民权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把国家的大事付托到有本领的人。

　　现在欧美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专门家。譬如练兵打仗便要用军事家，开办工厂便要用工程师，对于政治也知道要用专门家。至于现在之所以不能实行用政治专门家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的旧习惯还不能改变。但是到了现在的新时代，权与能是不能不分开的，许多事情一定是要靠专门家的，是不能限制专门家的。像最新发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东西，是街上的汽车。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车的时候，没有驾驶的车夫，没有修理的工匠。我从前有一个朋友，买了一架汽车，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现在，有许多的汽车夫和机器匠，有汽车的主人，只要出钱雇他们来，便可以替自己来驾驶，替自己来修理。这种汽车夫和机器匠，就是驾驶汽车和修理汽车的专门家，没有他们，我们的汽车便不能行动，便不能修理。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欧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权，没有相当的专门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钱的人得了一辆汽车一样，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驾驶不可。到了现在，有了许多有本领的专门家，有权力的人民便应该要聘请他们，不然就要自己去驾驶、自己去修理，正所谓自寻烦恼，自找痛苦。就这个比喻，更可分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民国的大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民国的政府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进步才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进步还是很慢。

　　要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我从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和一个朋友约定了时间，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所约定的时间忽然忘记了，一直到所约定的时间十五分钟之前才记忆起来。当时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国租界，由法国租界到虹口是很远的，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很不容易赶到。我便着急起来，找着汽车夫，慌忙的问他说：“在十五分钟之内，可以不可以赶到虹口呢?”那个车夫答应说：“一定可以赶到。”我便坐上车，由车夫自由去驾驶，向目的地出发。

　　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国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广州沙基到东山一样，一定要经过长堤和川龙口，才是捷径。但是我的汽车夫从开车以后所走的路，便不经过长堤和川龙口，他先由丰宁路再绕道德宣路，走小北门然后才到大东门，才抵东山。当时汽车走得飞快，声音很大，我不能够和车夫说话，心里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个车夫，以为车夫和我捣乱，是故意的走弯曲路阻迟时候。此时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别原故，要做非常的事，国民不知道，便生出许多误会来非难政府一样。至于那个车夫选择那一条路走，不过十五分钟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气才平，便问那个车夫说：“为什么要这样弯弯曲曲走这一条路呢?”那个车夫答应说：“如果走直路，便要经过大马路，大马路的电车、汽车、人力车和行人货物的来往是很拥挤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从前误会的道理，才晓得我所要走的大马路和外摆渡桥是从空间上着想。那个车夫是有经验的，知道汽车能够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三四十英里，虽然走弯一点，多走几里路，但是把汽车的速度加快一点，还是在限定钟点以内可以赶到。他的这样打算，是从时间上着想。那个车夫不是哲学家，本不知道用什么时间、空间去打算，不过他是专门家，知道汽车有缩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车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弯路，还能够于十五分钟之内赶到虹口。假若当时我不给车夫以全权，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赶不到。因为我信他是专门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哪一条路便走哪一条路，所以能够在预约时间之内，可以赶到。不过我不是这种专门家，所以当时那个车夫走弯路，我便发生误会，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弯路的道理。民国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学我那次到虹口对于车夫的态度一样，把他当作是走路的车夫。能够有这样的眼光，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

　　欧美人民现在对于政府持反对的态度，是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所以民权的问题至今不能解决。我们实行民权，便不要学欧美，要把权与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权思想虽然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但是欧美的民权问题至今还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想出了办法，知道人民要怎么样才对于政府可以改变态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去走，那才能够避了欧美的纷乱，不蹈欧美的覆辙。

　　欧美学者现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不对，应该要改变，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们还没有想到。我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发明了，这个方法是要权与能分开。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第六讲】

　　【(四月二十六日)】

　　现在欧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学者，都说政府是机器，法律是机器之中的工具。中国很多的政治法律书籍都是从日本译过来的，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作“机关”。这个机关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机器一样。我们中国人从前说机关，是机会的意思，从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成了机关之后，就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从前说政府衙门，现在说是行政机关、财政机关、军事机关、教育机关。这种种机关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说的政府机关是一样的解释，没有丝毫分别。现在说机关就是机器，好比说机关枪就是机器枪一样。由此便知道机关和机器两个名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机关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机关就可以说是行政机器。至于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制造机器完全是用物质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钢铁和皮带种种东西凑合起来，便做成制造机器。行政机器完全是用人组织成的，种种动作都是靠人去活动，不是靠物去活动。所以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大大的分别。最要紧的分别，就是行政机器是靠人的能力去发动的，制造机器是靠物的能力去发动的。

　　照前几次所讲的民权情形，便知道近来的欧美文化是很发达的，文明是很进步的。分析起来说，他们的物质文明，像制造机器那些东西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人为机器，像政府机关这些东西的进步，是很慢的。

　　这个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物质机器做成了之后易于试验，试验之后，不好的易于放弃，不备的易于改良。人为机器成立了之后很不容易试验，试验之后，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当作不好的物质机器看待，变成废铁，那是做不来的。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欧美的制造机器进步很快，行政机器进步很慢。譬如民权风潮，在欧美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实行民权。最早的是美国，美国自开国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开国时所行的民权，和现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

　　现在所用的宪法，就是开国时候的联邦宪法。那种联邦宪法经过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没有大更改，至今还是应用他。至于大多数的制造机器，发明的年代也不过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旧机器，现在有没有人去用他呢?从前的旧机器老早变成了废铁，现在农工商业中所有的机器，没有十年以前的旧东西。因为每过十年，便有很多的新发明，很多的新改良，没有哪一年不是有进步的。说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机关，至今还是应用他。这便是由于用人活动的机关，当中活动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改换，但是全体组织不容易根本改造。因为习惯太久，陈陈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时去改造，把旧组织完全废弃，那是做不到的。由于这个道理，欧美的物质机器近来很容易进步，进步是很快的;人为机器向来便难于进步，进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两次讲演民权，便说欧美对于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人为的机器，没有精良去试验。说到物质的机器，自最初发明时代以至于现在，不知道古人经过了几千次的试验和几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们所见的机器。由现在所见的机器回顾到最初发明时代，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大家读过了机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发动机的历史说，在最初发明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没有和现在一样的两个方向之动力。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那个动力的来源，是把水盛在锅内，再用煤在炉底烧很大的火，把水烧到沸腾，变成蒸汽，到了水变成蒸汽之后，便有很大的膨胀力，用一个汽管把蒸汽由锅中导入一个机器箱，这个机器箱，中国话叫做“活塞”，外国话叫做“比士顿”。这个活塞就是令机器发动的东西，是机器全体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机器之所以发动，是由于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后，由蒸汽之膨胀力，便推动活塞，令活塞前进。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尽了以后，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动活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运动的原料从前用水，现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挥发的油，化为气体去推动活塞。各种机器发动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活塞的运动，往返不已，便旋转机器。我们要想用来做什么工作，便可以做什么工作。譬如行船拉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一天可以走几千里;就是运输的机器，要运多少货物，便可以载多少货物。到现在看起来，是妙极了的东西。但是推到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

　　最初发明的活塞，构造极简单，只能够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过去，再不能够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来。所以当初活塞的运动，只有一个前进的方向，再没有回头的方向。因为这个原因，从前用机器做工便有许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发明的机器去弹棉花，每用一架机器，便要、用一个小孩子站在机器的旁边，等着活塞前进了之后，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来，然后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过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来帮助。比较现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帮助，该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后来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样便利的活塞呢?当中所经过的阶级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做那种机器的工程师，毫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活塞拉回来。至于在那个时候的棉花工厂本不很大，所用的机器力，虽然是只有一个方向，但是在一个工厂之内，只有十多架机器。不过一架机器要用一个小孩子去帮助，有了十多架机器，便要用十几个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种机器，时时刻刻做一个动作，便觉得很无趣味，很觉得讨厌。因为那些小孩子觉得那种工作讨厌，所以要有工头去监视，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懒。工头一离开了工厂，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机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个很聪明又很懒怠的小孩子，不情愿总是用手去拉那驾机器，想用一个方法代手去拉，于是乎用一条绳和一根棍绑在那架机器的上面，令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那个小孩子不必动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动的来回，运转不已。由于那一个小孩子的发明，便传到那十几个小孩子的全体。那些全体的小孩子，因为都得了棍和绳的帮助，机器都可以自动，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机器的工作。等到工头回厂之后，看见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没有站在机器旁边去拉回活塞棒，便惊讶起来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不拉机器，机器还能够自动的来往，继续作工呢?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么把戏呢?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头在当时因为觉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机器之所以自动来回的缘故，更把考察的结果去报告工程师。后来工程师明白那个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渐改良，做成了今口来回自如的机器。

　　民权政治的机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没有改变。我们拿现在民权政治的机器来看，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这好像始初的发动机一样。但是从前有一个帮助机器的懒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条绳和一根棍，借机器本体的力量，可以令机器自动的来回;至于现在的民权政治中，还没有这种懒小孩子发明那种拉回民权的方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民权政治的机器用过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只有一个选举权。

　　从有了选举权以后，许久都没有别的进步。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像这种情形，就是民权政治的机器不完全。因为这种机器不完全，所以民权政治至今还没有好办法，还没有大进步。我们要这种机器进步，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讲的道理，是要把权和能分清楚。

　　现在还是用机器来比喻，机器里头各部的权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

　　哪一部是做工，哪一部是发动，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机器说，现在最大的船有五六万吨，运动这样大船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力量有超过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个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样开动，便立刻开动;要全船怎么样停止，便立刻停止。现在机器的进步，到了这种妙境。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候，如果一种机器发出来的力量到了几百匹或者几千匹马力，便不敢用他。因为马力太大，便没有人能够管理。通常说机器的大小，都是用马力做标准。一匹马力是多少呢?

　　八个强壮人的力合(垄》[拢]起来，便是一匹马力。如果说一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个人的力。现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机器所发出的原动力，有从十万匹到二十万匹马力的。像这样大力的机器，是没有别样东西可以抵当得住的。在寻常的机器，一万匹马力便有八万个人的力，若是那么样大力的机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么机器全体一经发动之后，便不能收拾，所谓能发不能收。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从前发明机器的人去试验机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于这种结果，在机器界打死的发明家，世界历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化兰京士丁”，就是能发不能收的机器。到了后来，机器的构造天天改良，天天进步，虽然有十万匹或者二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从容去管理，没有一点危险，说到十万匹马力，便是有八十万个人的力，二十万匹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万个人的力，若是专有这样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现在军队的力量，到了一两万人便不容易管理，机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万人之多，一个人还可以从容管理。由此便可见近来的机器是很进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现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学者，都以政府为机器，以法律为工具。此刻的民权时代，是以人民为动力。从前的君权时代，是以皇帝为动力，全国的动作是发源于皇帝。在那个时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显尊严，有了强有力的政府，皇帝的号令才容易实行。因为皇帝是发动机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为所欲为。譬如修内治、勤远略，整军经武，他要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故在君权时代，政府的力越大，对于皇帝只有利而无害。到了民权时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为什么人民不愿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从前被政府的压迫太过，所受的痛苦太多，现在要免去那种压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代，一个机器推过去了以后，只用一个小孩子便可以拉回来，由此便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机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过是几匹马力;如果有了一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当然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拉得回来的。当时因为管理机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样小力的机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现在是民权初发达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动力固然是发源于人民，但是人民发出了动力之后，还要随时可以收回来，像那样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几万匹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够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现在欧美各国的人民恐怕强有力的政府，好比从前的工厂怕有大马力的机器是一样的道理。当初那种小力的机器，如果不想方法来改良，那种机器一定是永远没有进步\，一定是永远还要人去拉。但是后来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现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机器的自身便可以来回自动。至于政治的机器，人民总不知道想方法来改良，总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发达，民权没有进步。照现在世界的潮流说，民权思想是一天一天的进步，管理民权政治的机器还是丝毫没有进步。所以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就是这个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讲的根本办法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万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像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

　　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像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在民权极盛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国民大会上去发表，对于政府加以攻击，便可以推翻，对于政府加以颂扬.便可以巩固。但是现在的权与能不分，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方法来管理。不管人民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颂扬，政府总是不理，总是不能发生效力。现在世界上的政治不进步，民权思想很发达，无论那一国的人民，对于政治机关的现状总是不合他们心理上的用法。

　　中国此刻正是改革时代，我们对于政治主张实行民权。这种民权思想，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我们近来想学欧美的新思想，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治国家。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当初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全错。因为中国从前的专制政体过于腐败，我们如果实行改革，打破了专制以后做建设的事业，能够学到像欧美，就比较上说当然是很好。但是欧美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的现状是不是心满意足呢?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像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他们革命不过一百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来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象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由此便知就令是我们学到了像美国、法国一样，法国、美国现在还是要革命，我们到了百十年之后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

　　像这样讲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像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再要起革命吗?若是再起革命，那么此次的革命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我们要现在的革命不是徒劳无功，想存一个长治久安之计，所谓一劳永逸，免将来的后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呢?欧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国来行呢?我们试拿欧美最新的物质文明说，譬如交通上最要紧的东西是铁路。东方国家仿造铁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国近来才知道铁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筑铁路。所以中国仿造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但是用中国和日本现在的铁路来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火车，大家如果都是坐过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铁轨是很窄的，车是很小的;中国的沪宁和京汉铁路，那些铁轨都是很宽的，车是很大的。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若是中国建筑铁路，不照欧美的新发明，只学日本的旧东西，可不可以算是满足呢?欧美从前只有那样的窄铁路和小火车，日本最初去学他，便在无形之中上了大当。我们现在建筑铁路，可不可以也学那种不便利的旧东西呢?但是中国近来建筑铁路，不学日本不便利的旧东西，要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所谓是后来者居上。因为这个原故，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

　　我在前一次讲过了，欧美对于民权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彻底。因为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因为民权是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

　　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现在有大能的新机器用人去管理，要开动就开动，要停止就停止。这是由于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要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至于在义和团之前，我们的自信力是很丰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为中国固有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才力是超过欧美，我们自己要做到什么新发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现在，便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

　　专就物质文明的科学说，欧美近来本是很发达的。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固然是有特长，但是对于其余的各科学问未必都是很精通的，还有许多都是盲然的。他们的物质科学，一百多年以来发明到了极点，许多新发明真是巧夺天工，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如果说政治学问，他们从前没有想到的我们现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没有理由。欧美的机器近来本有很完全的进步，但是不能说他们的机器是进步，政治也是进步。因为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学问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余的学问像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一证明。

　　英国从前有一位大科学家，在近来世界上的学问家之中，没有哪一个能够驾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纽顿。纽顿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他在物理学中，有很多超前绝后的发明，最著名的是“万有引力”。纽顿推出来的“万有引力”，是世界上头一次的发明，是至今科学中的根本原理。近来世界上许多科学原理的新发明，没有那一种能够驾乎万有引力学说之上的。纽顿对于科学既是有这样的特别聪明，试看他对于别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聪明呢?照我看起来，却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证明纽顿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纽顿一生除了读书、试验之外，还有一种嗜好，他的嗜好是爱猫。他养了大小不同的两个猫，出入总是跟着他。因为他很爱那两个猫，所以猫要怎样行动，他便怎么样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内读书、试验，猫要出门，他便停止一切工作，亲自去开门让猫出去。如果猫要进到房内，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开房门让猫进来。那两个猫终日总是出出人人，弄到纽顿开门关门，是麻烦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纽顿便要想一个方法，让那两个猫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扰乱他的工作，总是去开门关门。他所想出来的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把房门开两个孔，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小的。在纽顿的思想，以为在门上所开的大孔，便可以令大猫出入;在门上所开的小孔，便可以令小猫出入。像这种思想还是大科学家的聪明，这件事实还是大科学家做出来的。照普通的常识讲，开一个大孔，大猫可以出入，小猫也当然是可以出入，那么开一个大孔便够了，又何必要枉费功夫多开一个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开一个孔，大科学家的纽顿偏要开两个孔，这是不是可笑呢?科学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呢?由此便可以证明，科学家不是对于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科学家有了一艺的专长，未必就有种种学问的兼长。

　　欧美科学在近几十年以来，本来是进步到了极点，所以做出来的物质机器有往返的两面动力，来回可以自动。但是做成的政治机器，还只有一面的动力，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只能够发出去，不能够收回来。我们现在主张民权，来改造民国，将来造成的新民国一定是要彻底，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此刻民权潮流传进中国来了，我们欢迎这种潮流，来改造国家，自己的新办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独立国家，从前政治的发达，向来没有假借过外国材料的。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不过欧美现在的民权政府，还是不能完全仿效。他们的政府已经成了旧机器，我们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机器，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机器，世界上有没有新材料呢?现在散在各国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过要先定一个根本办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张的分开权与能，便是这一种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定了之后，去实行民权，还要分开国家的组织与民权的行使。欧美的根本办法没有想通，不能分开权与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扩充。我们的根本办法已经想通了，更进一步，就是分开政治的机器。要分开政治的机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义。

　　我在第一讲中，已经把政治这个名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别清楚呢?

　　根本上还是要再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有_f一万匹马力的轮船机器，那架机器能够发生十万匹马力来运动轮船，这便是机器本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样，这种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权。至于这样大的轮船，或者是要前进，或者是要后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转，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师，用很完全的机器，才可以驾驶，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驾驶、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样大力的轮船，要怎么样开动便是怎么样开动，要怎么停止便是怎么样停止。这种开动、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轮船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样，这种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权。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船中所装的机器，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当然是很慢，所载的货物当然很少，所收的利息当然是很微。反过来说，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当然是极快，所载的货物当然是极多，所收的利息也当然是极大。假设有一只大轮船，其中所装的机器可发生十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二十海里，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在两个星期之内可以赚十万块钱。如果是另造一只极大的轮船，其中装一架新机器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来，那么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只要一个星期便可赚一百万块钱。现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轮船，每小时不过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们所造的新轮船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没有别的轮船能够来比赛。我们的轮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轮船。创造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在国家之内，所建设的政府只要他发生很小的力量，是没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当然是很微。若是要他发生很大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当然是极大。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欧美到了今日，为什么还是只造有大马力的机器之轮船，不造极强有力的政府之国家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人民，只有方法来管理大马力的机器，没有方法来管理强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马力的旧船，另外造一只大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于国家，已经是根深蒂固，有了没有力的旧政府，要另外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说到我们中国人口，有了四万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宽阔，物产丰富，都要在美国之上。美国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没有哪一国可以和他并驾齐驱。就天然的富源来比较，中国还应该要驾乎美国之上。

　　但是现在的实情，不但是不能驾乎美国之上，并且不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此中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只有天然的资格，缺少人为的功夫，从来没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这种天然的资格，再加以人为的功夫，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运动全国，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

　　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像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

　　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欧美从前不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只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下的机器，就是因为机器的构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机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现在，机器很进步，机器本体的构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机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极大马力的机器。我们要造政治的机器，要政治的机器进步，也是要跟这一样的路走，要有构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机关，同时又要有管理这个机关很周密的民权方法。欧美对于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根本上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

　　现在机器的构造很进步，不但是有机器知识的人可以来管理，就是没有机器知识的小孩子也可以来管理。譬如现在所用的电灯，从前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因为电是和雷一样，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为这个原故，从前发明电的科学家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牺牲。因为所受牺牲太多，危险太大，所以发明了电光很久，还不敢拿来做灯用。后来发明了管理电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转接电钮，便可以开闭。这样一转手之劳，是很便利很安全的，无论是哪一种没有电学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乡下极无知识愚民，都可以用手来转他。所以现在便把极危险的电光拿来做灯用。其他各种机器的进步，也是和这一样的情形。比方最新发明大机器，是飞天的机器，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最初发明的时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从前广东的冯如，他是什么人呢?就是制造飞机的人，就是驾驶飞机跌死了的人。在从前发明飞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用这个机器去飞，所以制造飞机的人又要做飞机师。

　　最初做飞机师的人，一来由于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不周密，二来由于向来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样来用这种机器。所以飞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许多人。因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飞机。现在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很周密，许多人都知道飞到了天空之中，像鸟雀一样，来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飞机。因为普通人都敢去坐这种机器，所以近来便把它用作交通的机器。好像我们由广东到四川，道路很远，当中又有敌人，水陆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飞机，由天空之中一直飞到四川。

　　现在中国有了民权的思想，但是关于这种思想的机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它。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个很安全的接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便知道用它，然后才可以把这种思想做成事实。中国人得到民权思想本是在欧美之后，好像筑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一样。日本筑铁路虽然是在我们之先，但是所筑的铁路是旧东西，不合时用，我们新筑成的铁路是很合时用的东西。至于我们在欧美之后，要想有什么方法才可以来使用民权呢?这种方法想通了，民权才可以供我们的使用。若是这种方法没有想通，民权便不能供我们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险，便要打死人。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方法呢?在欧洲有一个瑞士国，已经有了这几部分的方法，已经试验了这几部分的方法。这是彻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权，不过不大完全罢了。至于欧洲的那些大国，就是这不完全的方法还是没有试验。因为试验这几部分之方法的国家，只有瑞士的一个小国，没有别的大国，所以许多人便怀疑起来，说这几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国能够使用，在大国不能够用。欧洲的大国为什么不用这几部分的方法呢?这个理由，就是像日本已经有了小铁路，再要改造大铁路，便要费很久的时间，花很多的钱，是很不经济的事。因为畏难苟安，注重经济，所以他们的先进国家就是知道了这些新式的发明，还是不采用他。

　　说到我们中国，关于民权的机器，从前没有旧东西，现在很可以采用最近最好的新发明。

　　关于民权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么最新式的发明呢?第一个是选举权。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民权国家，普遍的只实行这一个民权。专行这一个民权，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够用呢?专行这一个民权，好比是最初次的旧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到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现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选举权之外，第二个就是罢免权。人民有了这个权，便有拉回来的力。这两个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机器的自动。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东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谓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么权，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这就是第三个民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新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

　　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四万万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家。所以这四个民权，就是四个放水制，或者是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

　　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

　　至于政府自己办事的权，又可以说是做工权，就是政府来替人民做功夫的权。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功夫，要做什么样的功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就是政府有了大权，一经发动做功夫之后，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好像外国的旧兵船，从前如果是装了十二门大炮，便分成六个炮台，要瞄准放炮打什么敌人，都是由许多炮手去分别执行，做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现在的新兵船，要测量敌人的远近，在桅顶便有测量机;要瞄准放炮，在指挥官的房中便有电机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敌人，不必要许多炮手去瞄准放炮，只要做指挥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测量机的报告，按距离的远近拨动电机，要用哪一门炮，打哪一方的敌人，或者是要十二门炮同时瞄准，同时放炮，都可以如愿，都可以命中。像这样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这样来直接管理，并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来做功夫，不要自己来做功夫的机器，才叫做灵便机器。

　　人民有了这四个大权来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功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机关，去做很好的功夫，便要用五权宪法。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功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功夫。从前说美国有一位学者，对于政治学理上的最新发明，是说在一国之内，最怕的是有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有了这种政府，民治才算是最发达。我们现在分开权与能，说人民是工程师，政府是机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机器是万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师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万能的机器。那么，在人民和政府的两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么的大权，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权刚才已经讲过了，是要有四个权，这四个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个权，这五个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们要详细明白这两种大权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图来说明：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功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至于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譬如就政权说，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不过是没有罢官权。在美国的西北几省，现在除采用瑞士的三个政权以外，并加入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上各国最通行的民权。所以就世界上民权的情形说，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权，美国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实行过了四权。他们在那几部分的地方实行这四个民权，有了很周密的办法，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这四个民权，实在是经验中的事实，不是假设来的理想。我们现在来采用，是很稳健的，并没有什么危险。

　　至于说到政府权，从前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革命之后才分开成三个权。

　　像美国独立之后便实行三权分立，后来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国便都学美国的方法。

　　不过，外国从前只有三权分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权分立呢?其余两个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外国现在也有这种权，不过把他放在立法机关之中，不能够独立成一种治权罢了。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国近来举行文官考试，便是说从中国仿效过去的。不过英国的考试制度，只考试普通文官，还没有达到中国考试权之独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余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从前外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权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中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权和监察权，皇帝还没有垄断。所以分开政府的大权，便可以说外国是三权分立，中国也是三权分立。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我们在政权一方面主张四权，在治权一方面主张五权，这四权和五权各有各的统属，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别清楚，不可紊乱。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分别，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别，就是专门学者也是一样的不能分别。像近来我会见了一个同志，他是从美国毕业回来的。我问他说：“你对于革命的主义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是很赞成的。”我又问他说：“你是学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是学政治法律。”我又问他说：“你对于我所主张的民权，有什么意见呢?”他说：“五权宪法是很好的东西呀，这是人人都欢迎的呀!”像这位学政治法律的专门学者，所答非所问，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权和五权还没有分别清楚，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很糊涂。殊不知道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他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的机器，发生了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功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像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至于民权之实情与民权之行使，当待选举法、罢免法、创制法和复决法规定之后，乃能悉其真相与底蕴。在讲演此民权主义之中，固不能尽述也。阅者欲知此中详细情形，可参考廖仲恺君所译之《全民政治》。

　　据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民权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