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

　　1897年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后以中山为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84年到香港求学，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教育。1894年春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建议，遭到拒绝。10月赴檀香山，创立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随后又赴日本，在1905年8月，在东京与黄兴、宋教仁等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反清团体和革命分子，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通过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0月26日《民报》创刊，为撰发刊词，将十六字纲领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

　　在1911年领导了辛亥革命，彻底地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随后倡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1925年病逝。

　　【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兴中会章程(节录)】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规条，胪列如下：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侵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军政府宣言】

　　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革命军军都督奉军政府令，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此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一驱除鞑虏今日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恶贯。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

　　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右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期。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失忠，终始不渝。

　　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煜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色。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间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更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动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肝沥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

　　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日领土之统一。

　　血钟一鸣，义旗四举，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其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日军政之统一。

　　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日内政之统一。

　　满清时代，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日财政之统一。

　　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自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共鉴之。

　　【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

　　袁贼苦吾国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止此极者也!

　　清之末造，贼实媚之，以杀吾国人。及其亡而拥兵徼利，至乃要窃总统以和。军府不忍战争之绵延，以为贼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帝王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国初立，旧污未殄，首行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孰意贼性凶顽，谲诈成习，背誓乱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骄兵悍将，骚扰于闾阎;宵小佥壬，比周子左右。甚乃贿收报馆，赂遗议员，清议销沉，监督溺职，而嗾杀元勋、滥借外债之祸作矣。

　　赣、宁酿变，皖、沪、闽、粤、湘、蜀继之。义师败衄，贼焰愈张，自是以还，几于不国。贼兵所至，焚掠为墟，幼女贞孀，供其淫媒。犹复恣意株连，籍没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锋刃。人民丧其乐生之心，而贼于其时方论行行赏，以庆太平，盖自以为帝业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又其甚者，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

　　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殉国烈士饮恨于九原，首义勋贤投荒于海外，而觇国者遂以为自由幸福非吾中华国民所应享，以真天下之大耻奇辱也!而吾国民亦偷生视息，莫之敢指。驯此以往，亡国灭种，匪伊异人，国之交危，其见端耳。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国民降作牛马奴隶之时，此仁人志士仰天椎心，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

　　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爱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来归，草泽英贤，闻风斯起。诸袁将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赏，勿有所问。若其弃顺效逆，执迷不悟，大兵既至，诛罚必申，虽欲悔之，晚无及也!

　　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檄到如律令。

　　【中华民国年月日孙文[印]】

　　【讨袁宣言】

　　文自癸丑讨逆之师失败以还，不获亲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诲者，于今三年矣。奸人窃柄，国论混淆，文于是时亦殊不乐以空言与国人相见。今海内喁喁前望治声矣，文虽不敏，固尝为父老昆弟所属役，复自颠沛不忘祖国者，则请继今一二为国人谈也。

　　文持三民主义廿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武昌首义，举国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目。文适被举为一时公仆，军书旁午，万端草创，文所靖献于国民者，固甚恨不能罄其悃忱。然国号改建，纪元维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颁布我民国约法，其基础不可谓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文乃辞职，介举袁氏于参议院。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履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当南北两方情志末孚时，文尝任调和，躬至北京，并有“愿袁氏十年为总统”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谋终不自掩，残杀善良，弁髦法律，坏社会之道德，夺人民之生计。文故主兴讨贼之师，所以维国法而伸正义，成败利钝所不计也。袁氏既挟金钱之势力，肆用诈术，而逆迹未彰，国人鲜悟，以致五省挠败，而袁氏之恶乃益逞矣。

　　文虽蛰居海外，而忧国之志未尝少衰，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至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顾败丧之余，群思持重，缓进之说，十人而五。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文以为此皆有所执持，而其心理上之弱点，则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所期期不敢认以为适道者也。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谓袁氏已有推翻民国、及身为帝之谋，而莫之敢信;而亏节堕行、为伥为侦之败类，且稍稍出矣。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之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进行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区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于人人，犹之辛亥以前之中国同盟会也。欧战既起，袁氏以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谋，托始于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劝进，一人称帝，天下骚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奋励，冒死以进。滇、黔独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竞义。德邻之乐，讵复可已。频年主持，益审非谬。

　　顾独居深念，以为袁氏怙恶，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氏为毕事。讨袁美举，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今独立各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以别矣。夫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也。文与袁氏无私人之怨，违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弃之;与独立各省及反袁诸君子无私人之惠，尊重约法，则愿与国民共助之。我国民亦既一致自爱其宝，而不为独夫民贼之所左右，则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所有姑息。以袁氏之诈力绝人，犹不能不与帝制同尽，则天下当不复有袭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势已穷蹙，而犹徘徊观望，不肯自归于失败，此固由其素性贪利怙权，至死不悟。然见乎倡议者之有派别可寻，窃疑党争未弭，觊觎其猜忌自纷，而不能用全力以讨贼。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而况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有所快，无能幸也。今日显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为既已负完全破坏之责，故同时当负完全建设之责。今兹异情，则张皇补苴，收拾时局，当世固多贤者。苟其人依约法被举，而不由暴力诈术以攫取之，则国与国民所共承者也。国家元首，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国民当共喻斯义。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虽尝以身当天下之冲而不自惜也。

　　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皆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反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

　　【有志竟成】

　　【(一九一九年春)】

　　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励来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Y：卜之刈‘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

　　兹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来所记忆之事实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自同盟会成立以后，则事体日繁，附和日众，而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毕录于兹篇，当俟之修革命党史时，乃能全为补录也。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

　　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

　　随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横滨。时予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改装，重游檀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少白则独留日本，以考察东邦国情。予乃介绍之于日友菅原传，此友为往日在檀所识者。后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崎弥藏，即宫崎寅藏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以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日：“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以何为而至此，日：“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流览风光也。”予乃趁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予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

　　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

　　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然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夫政府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之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条件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此则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则吾肖无由知彼之归国，彼亦无由知吾之来伦敦也。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以其他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平冈、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壕、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壕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

　　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卜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

　　时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人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倌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筹备将竣，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计划不得施行。乃将惠州发动之责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为之接济。予则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予于是一面扩充原有计划，就地加聘军官，盖当时民党尚无新知识之军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乃进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人内地，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众，出而攻扑新安、深圳之清兵，尽夺其械。随而转战于龙冈、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以待予与干部人员之人，及武器之接济。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者。而予潜渡之计划，乃为破坏。遂遣山田良政与同志数人，往郑营报告一切情形，并令之相机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郑士良军中时，已在起事之后三十余日矣。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而合集之众足有万余人，渴望干部、军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报信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数百人间道出香港。山田后以失路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当郑士良之在惠州苦战也，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炸发不中，而史坚如被擒遇害。是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刘成禺在学生新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而戢元丞、沈虬斋、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总督韬美氏托东京法公使屡次招予往见，以事未能成行。后以河内开博览会，因往一行。到东南时，适韬美已离任回国，嘱其秘书长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内时，识有华商黄龙生、甄吉亭、甄璧、杨寿彭、曾齐等，后结为同志，于钦廉、河口等役尽力甚多。河内博览会告终之后，予再作环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岛而赴美欧。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兴起而图举义者，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阙之也。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焉。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于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时南京、武昌两处新军皆大欢迎。在南京有赵伯先接洽，约同营长以上各官相见，秘密会议，策划进行。而武昌则有刘家运接洽，约同同志之军人在教会之日知会开会，到会者甚众，闻新军镇统张彪亦改装潜入。

　　开会时各人演说，大倡革命，而法国武官亦演说赞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派洋关员某国人尾法武官之行踪，途上与之订交，亦伪为表同情于中国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为彼探悉。张之洞遂奏报其事于清廷，其中所言革命党之计划，或确或否。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后刘家运等则以关于此事被逮而牺牲也。此革命运动之起国际交涉者也。

　　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丙午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也。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拚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寻而萍醴之师败，而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元、胡瑛等竞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

　　由此而后，则革命风潮之鼓荡全国者，更为从前所未有，而同盟会本部之在东，亦不能久为沉默矣。时清廷亦大起恐慌，屡向日本政府交涉，将予逐出日本境外。予乃离日本，而与汉民、精卫二人同行而之安南，设机关部于河内，以筹划进行。旋发动潮州黄冈之师，不得利，此为予第三次之失败也。继又命邓子瑜发难于惠州，亦不利，此为予第四次之失败也。

　　时适钦、廉两府有抗捐之事发生，清吏派郭人漳、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军三四千人往平之。予乃命黄克强随郭人漳营，命胡毅生随赵伯先营，而游说之以赞成革命。二人皆首肯，许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起，彼等必反戈相应。于是一面派人往约钦廉各属绅士乡团为一致行动，一面派萱野长知带款回日本购械，并在安南招集同志，并聘就法国退伍军官多人，拟器械一到，则占据防城至东兴一带沿海之地，为组织军队之用。东兴与法属之芒街，仅隔一河，有桥可达，交通甚为利便也。满拟武器一到，则吾党可成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要约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再加以训练，当成精锐，则两广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后出长江以合南京、武昌之新军，则破竹之势可成，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乃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至时防城已破，武器不来，予不特失信于接收军火之同志，并失信于团绅矣。而攻防城之同志至时不见武器之来，乃转而逼钦州，冀郭军之响应。郭见我军之薄弱，加以他军为之制，故不敢来。我军遂进围灵山，冀赵军之响应。赵见郭尚未来，彼亦不敢来。我军以力薄难进，遂退入十万大山。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

　　钦廉计划不成之后，予乃亲率黄克强、胡汉民并法国军官与安南同志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占领三要塞，收其降卒。拟由此集合十万大山之众，而会攻龙州。不图十万大山之众以道远不能至，遂以百余众握据三炮台，而与龙济光、陆荣廷等数千之众连战七昼夜，乃退人安南。予过谅山时为清侦探所察悉，报告清吏。后清廷与法国政府交涉，将予放逐出安南。此为予第六次之失败也。

　　予于离河内之际，一面令黄克强筹备再人钦廉，以图集合该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河口，以图进取云南，以为吾党根据之地。后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后以弹尽援绝而退出。此为予第七次之失败也。

　　予抵星洲数月之后，黄明堂乃以百数十人袭得河口，诛边防督办，收其降众千有余人，守之以待干部人员前往指挥。时予远在南洋，又不能再过法境，故难以亲临前敌以指挥之，乃电令黄克强前往指挥。不期克强行至半途，被法官疑为日本人，遂截留之而送之回河内;为清吏所悉，与法政府交涉，乃解之出境。而河口之众，以指挥无人，失机进取，否则，蒙自必为我有，而云南府亦必无抵抗之力。观当时云贵总督锡良求救之电，其仓皇失措可知也。黄明堂守候月余，人自为战，散漫无纪;而虏四集，其数约十倍于我新集之众，河口遂不守。而明堂率众六百余人退人安南。

　　此为予第八次之失败也。

　　后党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而往英属星加坡。到埠之日，为英官阻难，不准登岸。驻星法领事乃与星督交涉，称此六百余众乃在河口战败而退人法境之革命军，法属政府以彼等自愿来星，故送之至此云云。星督答以中国人民而与其本国政府作战，而未得他国承认为交战团体者，本政府不能视为国事犯，而只视为乱民;乱民入境，有违本政府之禁例，故不准登岸。而法国邮船停泊岸边两日。后由法属政府表白：当河口革命战争之际，法政府对于两方曾取中立态度，在事实上直等于承认革命党之交战团体也，故送来星加坡之党人，不能作乱民看待等语。星政府乃准登岸。此革命失败之后所发生之国际问题也。

　　由黄冈至河口等段，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人北京与虏酋拚命，一击不中，与黄复生同时被执系狱，至武昌起义后乃释之。

　　同盟会成立之前，其出资以助义军者，不过予之亲友中少数人耳，此外则无人敢助，亦无人肯助他。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

　　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倾其一生之畜积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其他则有安南西贡之巨商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资数万，亦当时之未易多见者。

　　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后克强、汉民回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与赵伯先、倪映典、朱执信、陈炯明、姚雨平等谋，以广州新军举事，运动既熟，拟于庚戌年正月某日发难。乃新军中有热度过甚之士，先一日因小事生起风潮，于是倪映典仓卒人营，亲率一部分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枝冈，为敌截击。映典中弹被擒死，军中无主，遂以溃败。此吾党第九次之失败也。

　　时予适从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而后，则取道檀岛、日本而回东方。过日本时，曾潜行登陆，随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横滨渡槟榔屿，约伯先、克强、汉民等来会，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时各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

　　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

　　时各人亲见槟城同志之穷，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费每有不给，顾安得余资以为活动。予再三言必可设法。伯先乃言：“如果欲再举，必当立速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接济某处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后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吾等亦当继续回香港与各方接洽。如是日内即需川资五千元;如事有可为，则又非数十万大款大可。”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朂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余。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计划既定，予本拟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而英属及暹逻亦先后逐予出境。如是则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到美之日，遍游各地，劝华侨捐资以助革命，则多有乐从者矣。于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举。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缚。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

　　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无如清吏防范亦日以加严。而端方调兵人川，湖广总督瑞激则以最富于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调遣。

　　所以然者，盖欲弭患于未然也。然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人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潋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时已一日数惊，而孙武、刘公等积极进行，而军中亦跃跃欲动。忽而机关破坏，拿获三十余人。时胡瑛尚在武昌狱中，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而炮兵与工程等营兵士已多投入革命党者，闻彼等名册已被搜获，明日则必拿人等语。于是迫不及待，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瑞潋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潋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上海。

　　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潋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覆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覆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遂起程赴美东。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密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予条约以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道过圣路易城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予得此报，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盖恶虚声而图实际也。过芝加古时，则带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纽约时，闻粤中同志图粤急，城将下。予以欲免流血计，乃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之献城归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后此目的果达。到英国时，由美人同志咸马里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结约，订有川汉铁路借款一万万元，又币制借款一万万元。此两宗借款，一则已发行债票，收款存备待付者;一则已签约而未发行债票者。予之意则欲银行团于已备之款停止交付，于未备之款停止发行债票。乃银行主干答以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干当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作主也云云。予于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予乃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

　　该主干日：“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本团今拟派某行长与君同行归国，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与之磋商可也。”时以予在英国个人所能尽之义务已尽于此矣，乃取道法国而东归。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为最恳挚。

　　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

　　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

　　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日：“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采用阳历。于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

　　【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方才得俄代表报告，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先生已于前日去世。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非常哀悼，应该乘此次大会时，正式表决去一电报，以表哀忱。未表决之前，有几句话与诸君先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彼今已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何种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现在俄国的首领列宁先生去世了，于俄国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是决没有的。因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此即为我们最大之教训。

　　本总理为三民主义之首创人，亦即中国革命党之发起人。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的缘故。所以党中的党员，均不守党中的命令，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又没有活泼于自由中的新思想。二次革命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鉴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诸同志都已习惯了，有人以此次由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觉得不大妥当。但须知彼一时，此一时。当前回大家灰心的时候，我没有法子，只得一人起来担负革命的责任。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革命应在二十年以后了。我们从事革命的事业，国民只以为太慢，不以为太快了。故此次改组，即把本党团结起来，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国国民的心理。

　　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

　　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本会亦应休会三日。此三日内，每日下午本总理均在此演述民族主义。此讲题，从前曾对高师学生演过一次，再有两三次，即可从大体讲之。若详细的讲演，非长久时间不可。今乘此机会，尽三天之内摘要把他讲完，诸位回去后，即可以之为宣传的资料。其余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目前没有时间来讲，将来讲后再刊为单行本寄与诸位。

　　现在请俄国代表鲍尔登先生讲列宁先生之为人，请伍朝枢君翻译。俟讲完后，我们再来表决本问题。

　　【对滇军演说词】

　　滇军将领、兵士诸君：滇军在这两三年中，为什么来广东呢?说到源起，是由于民国十年，本大元帅到桂林，预备北伐，当时顾总司令在云南，很有志气，想为国家出力，便把云南的地盘不要，让到别人去维持，自己一心一德，带同你们这些滇军跟随本大元帅北伐，去替国家做一番事业。顾总司令当时要北伐，他的用心是和普通人不同的。普通人的用心，都是想升官发财。他本来是云南的总司令，如果他在那个时候，专想升官，有了总司令，官是升到很高的;再想发财，有了云南的地盘，种烟开赌，搜括民财，随便就可以发几千万财。顾总司令不要云南的地盘，立志北伐，就是不要升官，就是不想发财。当他正在出师的时候，唐继尧便回云南。唐继尧回云南的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升官发财。唐继尧从前在云南有好几年，专为升官发财，弄到部下不拥戴，所以逃走出外。到了香港之后，没有人理他。本大元帅以为他在云南多年，总有多少见识能力，还可以做一番事业，便把他接到广州，想用大义感化他，要他从新替国家做事。但是他心目中的成见，专在升官发财，和我谈话之后，知道了我是为主义来牺牲受苦，冒险奋斗，要做福国利民的事业的，他便不愿意，便不赞成。在广州没有住几日，遂回香港，运动云南的土匪去拥戴他。当他经过广西的时候，桂林、柳州有一部分滇军，不明大义，也跟他回云南，弄到云南成一个土匪世界，顾总司令的性命不保，都是唐继尧想升官发财，争权夺利，不顾朋友，不顾国家的罪恶。顾总司令虽然是死了，但是各位将领还是很明大义，愿继顾总司令未完的志气。顾总司令的志气，是在离开云南去北伐。所以诸君便离开云南，来到广东，诸军由云南出发，经过贵州、广西瘴气极深之地才到广东，沿途是很辛苦的。诸君到广东来，不过是一年多。自云南出发以后，沿路也走了一年多。为什么要走那样久的时间呢?

　　就是因为从前北伐，不但是顾总司令中途遇到了变乱，就是本大元帅在桂林也遇到了艰难。当顾总司令在云南出发的时候，本大元帅在桂林也是出发，忽然有赵恒惕和陈炯明联络，阻止北伐军假道湖南。当时的北伐路程，最近是由湖南到武汉。赵恒惕一面通北，破坏北伐的计划;一面假话来骗我，要北伐军改道出江西，并说如北伐军能够出江西，湖南也可以出兵打江西。我们北伐的目标，本来是要打北方，不情愿南方自己相冲突，所以便改道北伐。北伐军白桂林出发，不过一月，便集中韶关，进到赣边。自开始攻击之日起，不到三日，便在大庾岭打一个大胜仗，攻破梅关。北伐军完全进到江西，不过三星期，便取得赣州。赣州是江两极险要的名城，历代用兵，都没有人攻破过的。北京政府以为那样险要的赣州，北伐军都容易打破，那么，以后无险可守的地方，当势如破竹，长驱直入，要到南昌、南京，都是很容易的。于是大起恐慌，一面发表宣言，赞成护法;一面买通陈炯明在后方造反。所以陈炯明便在广州半夜起兵，开炮打观音山。当时守观音山的人，只有我的儿十名卫士。抵抗了一日一夜，打死了很多的敌人，敌人便不敢进观音山。我在他们起事几点钟之先，已经上了兵船，那只兵船叫做“楚豫”，便在兵船上开炮，又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开到黄埔与敌对抗，敌人又占据长洲炮台，和我们的兵船对打。我便督率“永丰”兵船，冲进白鹅潭，和敌人打了四十天仗，连在黄埔打仗的日期，总算起来一共有五一卜六天。在那个时期之内，驻在广东的军队，都是乱党。我们的北伐军，都进了赣州，下到吉安，在，“州省城之内，没有一点力量和敌人抵抗。只听到说你们这一部分的北伐滇军已经到了柳州，便非常的欢喜，极盼望你们滇军速到广州来先平内乱。如果你们在那个时候能够赶到广州，便可以减少在广西的艰难辛苦。中问因为彼此消息不通，你们只听到说陈炯明已经占了广东，不容易攻下，便在广西勾留了大半年。后来我们江西的北伐军，知道了陈炯明造反，就回师来讨陈炯明，在韶关打了二十多天仗。因为饷弹两项没有补充，消息又隔绝;同时陈炯明又运动江西的北兵从后面夹攻，前后受敌，无路可走，便退回赣南，打进福建，赶走李厚基。把李厚基在福州十多年所存的枪枝子弹，都拿出来补充，于是北伐军的势力，又再变雄厚。后来我在上海又听到你们在广西的滇军，还是想东下，便派人通消息，欢迎你们到广东。当时驻防梧州的军队，都是陈炯明的部下，一共有四五万人，各位将领便很怀疑，以为自己只有七八千人，怎么能够打破那样多的敌人呢?延迟复延迟，总不敢轻于发动。后来各位将领明白大义，知道了要将来能够北伐，还是非先打破陈炯明不可，所以决心发动，冒险东下，沿途遇到了许多友军欢迎，不费大力便收复广州。到今日已经有了一年零两个月，诸君在这个时间之内，究竟做过了些什么事呢?诸君这次在广东所遇到最大的事，就是沈鸿英造反。沈鸿英本来是同滇军到广东来讨陈炯明的，他为什么再要造反呢?因为他暗中通北。他为什么要通北呢?因为他不是仁义之师，是专想升官发财的。得了北京政府的钱，便见利忘义。所以本大元帅去年没有到广东之先，便发生江防会议之变。到广东以后不上三个月，他便从白云山兵工厂来攻广州，打到小北门和农林试验场，我们几乎被他消灭。

　　因为有你们滇军极大的牺牲，和他奋斗，才把他打败。沈鸿英败了不久，又勾结北兵，从北江来打广州，打到花县新街，你们滇军又把他打退了。

　　北江的敌人打退了不久，陈炯明又在东江造反，我们又去应付东江。东江的敌人没有完全肃清，北江的敌人再又来攻，滇军便竭全力去应付北江，把敌人打退到始兴、南雄以北。东江的敌人又再从石龙、增城来攻广州，打到石牌、沙河，广州几乎失败，幸得滇军将士同心协力去抵抗，才把陈炯明打退。现在陈炯明的叛军，离石龙、增城还不甚远。本大元帅还要诸军把他们完全肃清。现在又把湘军的全部加入东江，已经集中前线，布置完备，不出十天，便可以进攻惠州、潮梅。这次肃清东江，一定可以收最后的成功，统一广东。广东统一了以后，还要做什么事呢?可不可以在广东从此安享太平呢?如果要存这种心理，江西的敌人，一定从北江来寇;陈炯明的余毒，一定从东江来犯;陆荣廷的土匪，一定从西江来攻。现在北京政府催赵恒惕同陆荣廷合作，湖南同广西一齐来打广东。各处敌人又散布谣言，说北京政府预备很多的钱，到广东来收买滇军，这就是北京政府的计划，这就是眼前的事实。如果我们受北京政府的金钱运动，兵士得几十元，下级官长得几百元，中级官长得几千元，推到高级官长得几万元，各人都发一笔横财，到底是好不好呢?从前滇军有两个姓杨的师长投降北京以后，便有许多旅长、团长到香港去接头，商量帮助北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都想升官发财。像他们这样不讲道理，投降北方，就是升了官，发r财，将来可不可以长久呢?像他们投降北方，不讲人格，只要有官有钱，便去卖身，世人知道了，是不是一种臭名呢?将来载之史书，留传千古，万世之后，是不是被人痛骂呢?所以这种不正当的升官发财，虽然可以侥幸一时，到底都是天人不容。不好的人，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处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操守便要正定。

　　诸君这次到广东，是为大义而来的。从前顾总司令为大义讨贼，不要性命，本是想报效国家，做一件福国利民的大事。我们南方革命，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性命，流了多少鲜血，这是为什么呢?无非是想革命成功，造成一个很安乐的国家，让人民可以享幸福。抱这种宗旨去奋斗的军队，才是仁义之师。滇军这次到广东来，继续顾总司令的志气，为革命奋斗，费了很大的牺牲，真是仁义之师，所做的大事，可算是一半成功。如果再去北伐，收复江西，统一中国，便是要做的大事，完全成功。

　　我们这次北伐，得到了江西，再去统一中国是很容易的。因为北方的革命军和仁人义士，现在派了许多代表到广东来，要求我们北伐。只要我们的军队得了江西，他们便可以响应。将来响应的情形，和十三年前的革命差不多相同。当辛亥年革命的时候，革命党无论在那一省，都没有正式军队，满清在各省都练得有很好的新军，并且他们的政令是很统一的，各省人民都很服从满清的政令，革命党只在武昌起义，各省便同时独立，响应武昌。譬如你们云南的新军，当时听到了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便挂起白旗，赶走满清官吏，成立革命的都督府和武昌响应。其余各省像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浙江、福建、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和东三省的革命党，都是不费一兵，不折一矢，来响应武昌。只有江苏革命，赶走张勋，围在南京打了几仗，但是不久，便攻破南京。各省仁人义士，便在城内组织政府，选举本大元帅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消灭满清帝国。所以十三年前的革命，革命党只在武昌登高一呼，便有各省响应，并没有离开武昌一步去打仗。后来武昌的革命军，不但是不能离开武昌去打仗，反被北京派到湖北的清兵，攻破附近的汉口、汉阳。汉口好像广州的河南，汉阳好像广州的花地，三市鼎足而峙，只隔一水。当时清兵和革命军打仗，不到三星期，便得汉口;不到三个月，便得汉阳。革命党只守武昌一个孤城，对江都是敌人。清兵每日轰击武昌，枪弹炮弹，像下雨一样，他们随时可以破武昌，随时可以消灭武昌的革命军。弄到结局，武昌的革命党为什么不失败呢?就是因为有各省的仁人义士同心同德去响应，所以那次的革命能够成功，所以民国能够成立。但是民国成立以后，管理国家的政权，人民还没有争到手，还是在军阀官僚之手。那般军阀官僚做事，名为共和，实在是专制，都是想做皇帝。像袁世凯，不过四年便自称洪宪皇帝。随后张勋又图复辟。所以北方政府，天天都是梦想用武力统一中国，消灭人民的力量，推翻共和，恢复帝制，把人民做他们的奴隶。现在全国人民很有觉悟，明白了他们这种思想和这种行为，将来一定是靠不住的，大家都想赶快推翻北方政府，消灭将来的祸害。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在北方各省的军队，知道他们从前没有加入革命党，去反抗北方政府，是上了北方政府的当，现在便一天觉悟一天，想变成革命军。就是北京城内的军队，也有许多部分都赞成来革命。他们为什么发生这种新觉悟呢?就是因为看透了那班老官僚，都是自私自利，并不是真为共和，不过假借共和的招牌，取得政权，以便再去恢复帝制。由于这个道理，所以北方的许多学生、军人，都盼望我们赶快北伐。如果我们北伐，他们便可以在北方响应，拆北方政府的台。从前我们的北伐军，刚到赣州，曹锟、吴佩孚便宣言护法。护法本是我南方要革命的道理，北方军阀为什么也拿这个道理去宣言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内部有许多人都是赞成我们护法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那样宣言，缓和内部的风潮，免去内部响应我们来革命。北方军阀赞成了护法以后，又做了些什么事呢?他们所做的大事，就是花很多的钱，买通一般猪仔议员，举曹锟做大总统。曹锟做了大总统之后，什么福国利民的事一点都不知道去做，还是想达到武力统一的梦想，教一般军阀横行国中。譬如：用杨森打四川;用孙传芳打福建;用陆荣廷、马济打湖南、广西;用沈鸿英、陈炯明打广东。弄到四川、湖南、福建、广西、广东这几省的人民，日日不安，日日受兵灾的痛苦。在北京城内，便用孙宝琦一个极老的官僚做内阁总理。事事要复古，还是想恢复专制，还是想做皇帝。北方人民看见他们这种举动，中国前途更是危险，日日总是望南方赶早去北伐，让他们在北方也有机会，可以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像这样看起来，想推翻北方的军阀官僚，统一中国，想把中国变成很强盛的文明国家，不只南方革命党有这种思想，就是北方军队、学生和一般有觉悟的人民，都有这种思想。这就是全国人民现在的心理。这就是全国人民现在要做的大事。我们在广东住了一年多，不去北伐。北方的人心便很失望，对于我们有很不好的批评，说我们得了广东，便割据一方，长享安乐，再不去奋斗做国家的大事，这真是没有志气。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内部艰难，所以有这种失望，所以生这种怀疑。我们现在对于东江，不到十天便可以进攻，收复了东江以后，便可以统一广东;统一广东以后，不到两个月便可以北伐。到北伐的时候，还要各位将领和兵士尽力去奋斗。大家都知道，大凡做一件事，总不可半途而废，当中停顿。如果当中停顿，便没有结果。极小的事都是一样。譬如烧火煮饭吃，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如果把火烧燃了，米也洗好了，柴米水火，都预备到很完全，正在锅灶之内烧火煮饭，忽然半途停顿，不去添柴烧火，锅内的饭能不能够煮熟呢?我们有没有饭吃呢?若是我们要急于吃饭，赶快把饭煮熟，便要赶快去烧火，中途不可停顿。大小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滇军的初志，本是北伐，想耍做成一件大事。如果此刻驻在广东，再不前进，大事便归失败。失败了以后，要成一个什么景象呢?将官便要逃散，兵士便要消灭。消灭的情形，不是死在战场，便是跑到四方，像你们滇军现在这样耀武扬威的局面，便不能够保守，便要完全化为乌有。这便是停顿和不北伐的结果。诸君明白了这种不好的结果，要免去这种危险，便不能停顿，便要去北伐。过五岭、出长江，和北方的同志联络。我们到了长江以后，长江以北的事，可以交北方同志去做，我们可以不必麻烦。

　　如果有大志气的人，就是参加北方同志，要去奋斗，也可以随诸君的便。

　　总而言之，我们南方革命军的辛苦，南方革命军的任务，只要达到长江。

　　达到长江以后，北方的同志便可以响应。我们不到长江，他们便不敢发动。所以全国人民现在的希望，只在我们出长江。

　　我们革命本来是想做一件大事。要革命成功，才可以享幸福，如果不成功，以前做的事，便是徒劳无功。我们革命做成功，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也是要大家想清楚的。普通可以想得到的好处，只是升官发财，达到了目的，便心满意足，这不是革命成功的大好处。革命成功的大好处，是造成一个好国家。用造成好国家和升官发财两件事比较起来，那一件是更好呢?我们要知道升官发财是好不好，便要知道已经升了官、发了财的人，是什么情形。已经升了官，发了财的人，南方有龙济光，北方有李纯。李纯和龙济光，至今个人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对于国家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把他们这种人看作是什么东西呢?世界上又把他们看作是那一种人呢?所以升官发财对于国家没有益处，对于个人也是不好的。如果把国家改造好了，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呢?我们是一种什么国民呢?中国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只得到一个空名，是中华民国。说到民国的事实，一点都没有。所以从前的革命是失败，不是成功，十三年以来都没有成功。说到成功了以后，究竟是什么好处?此刻不容易说出，就是说出来，大家还是看不见。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那一种人是最荣耀呢?

　　远地方看不见，最近的是白鹅潭，诸君可以一眼看见的。这次我们争关余，外国派了二十几只兵船到白鹅潭来示威，派兵船最多的国家，有英国、法国、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另外还有日本。日本为什么也能够来示威呢?因为他也是强国，日本的国际地位，是五大强国之一，他们的国民，到处都有人恭祝。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人恭祝呢?外国人那一个不轻视我们呢?那一个不骂我们为亡国奴呢?现在列强都想拿中国来共管，把中国的领土做他们的属地，把中国的人民做他们的奴隶，这次派兵船来示威，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发奋为雄，能不能够革命成功。我们的革命如果能成功，他们的兵船便开回去。如果不能成功，他们就要把我们当安南、缅甸一样的看待。你们滇军有老兵，有新兵，新兵是在广东补充的，老兵都是从云南来的。诸君如果真是从云南来的，便知道云南的西边有缅甸，东边有安南。缅甸、安南和从前的日本是一样。日本革命成功，所以能够同英国、法国、美国一齐来示威。现在安南、缅甸革命不成功，所以不能像日本，一齐来示威。不但是不能在白鹅潭示威，并且安南要做法国的奴隶，缅甸要做英国的奴隶。安南和日本比较，土地更大，人民差不多一样多。因为安南从前不知道革命，所以亡国，做法国的奴隶。因为日本从前知道了革命，所以变成强国，和英、美并驾齐驱。英、美派兵船来示威，日本也派兵船来示威。诸君走到街上，若是遇见了日本人和安南人，是怎么样待遇呢?如果说是日本人，马上便要恭祝他;如果说是安南人，便要说他是亡国奴。我们革命不成功，中国便要亡国，云南就要亡省，大家都是亡国奴。所以我们的革命，不能不做成功。因为这个原故，我们此刻在广东，一定要北伐。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此次能不能北伐。

　　如果能够北伐，革命便可以成功，中国便可以长存;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败，中国便要亡国。我们便要变成缅甸人、安南人，做外国人的奴隶。到了做亡国奴，就是升了官、发了财，也不荣耀，也很耻辱。诸君此刻在广东，要回云南，最方便的路程是经过安南海防。到了安南以后，便知道安南有一个最著名的大官，住在河内，叫做黄高启。从前安南没有亡国的时候，他做过了宰相的，所以他是升过了大官，发过了大财的。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置在河内的产业便非常之多，住家屋的花园也非常之大。但是安南现在亡了，他就是做过了大官，发过了大财，还是要做法国的奴隶。国家亡了，要做外国人的奴隶，就是升官像黄高启，发财也像黄高启，无人不骂他是亡国奴，他还有什么荣耀呢?国家之存亡，和我们人民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国家是强盛，大家便荣耀;国家是衰弱，大家便耻辱。国家能够革命，像日本维新变成强盛，就是国民的个人不好，到处还有人恭祝，人人都称道他是大国民;如果不然，就是个人很好，也到处被人轻视，到处被人虐待。譬如用日本人和中国人比较，日本人自然要比中国人尊贵得多，这种尊贵究竟有多少?不能用尺寸去度量，可以用一件小事来比较。中国人的地位和日本人的地位究竟差多少呢?大家知道南洋爪哇做生意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在那个地方，家当最大的也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那个地方，有几百万和几千万的非常之多，南洋发大财的华侨，多住在爪哇。爪哇是荷兰的领土，在爪哇的中国富翁，是占什么地位呢?

　　我们要知道中国富翁在爪哇是占什么地位，便要知道华侨住在爪哇，是受荷兰政府的什么待遇。爪哇华侨受荷兰政府最不好的虐待，就是行动不自由。甚么是行动不自由呢?譬如我们由黄沙到大沙头，或者由黄沙到长堤，都要护照。那种护照又分作两种：在白天有日照，在晚间有夜照，并且有夜灯。夜里的照夜灯，比较日照，更是要紧。华侨在街上来往，都要带到那种护照，巡捕才放行。若是没有那种护照，不准通过，便要带进巡捕房，不是罚钱，就要坐牢。这就是华侨住在爪哇所受荷兰政府的待遇，所受不自由的痛苦。我们华侨在爪哇所受这种不自由的故事是很多的。有一段最可耻的故事，可以证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地位，究竟是差多少。就是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爪哇有一位发财过了一千万的中国富翁，在一天下午，到他的朋友地方去谈天。那位朋友是学校内的教书先生，所以中国富翁那一次在学校内谈天，谈得很高兴。对谈了好几点钟，到了夜深，那位富翁还没有记起回家的事，忽然觉得时间很晚，想要回家，到了动身的时候，又想起来没有带夜照灯，如果不带夜照灯，随便回家，又恐怕巡捕查获，送到巡捕房内去，不是罚钱，便要坐牢，那位富翁又不敢冒这种危险。但是那位富翁总是想回家，想到无法可设，便到门外一望，看到四周都有巡捕，更是无路可走。忽然看见离门前不远有一个日本娼寮，他就对那位教书先生说，我有方法回家了，便向教书先生告辞，一直跑进日本的妓馆。给一块钱叫一个日本妓女，要日本妓女陪他游街，日本的穷妓女得了一块钱，自然很情愿，便同那位富翁游街，两个人同在一处走，一走便走到那位富翁家内的门口。于是中国富翁便教日本妓女回家，他也回到自己家内。中国富翁在那夜，假若没有一个日本妓女，他便不能回家。因为有一个日本妓女同在一路走，荷兰的巡捕知为日本妓女的客人，便不敢问，所以他能够安然回家。”由此，便可见一千万的中国富翁，还不如日本一个妓女。日本妓女虽然是很穷，但是他的国家很强盛，所以他到处都自由，他的国际地位便很高。中国人虽然是很富，发了一千万财，但是他的国家不强盛，所以走路也不自由，国际地位便不如日本的一个娼妓。中国人现在都想发财，如果国家亡了，我们到处都要受气，不但是自己受气，子子孙孙都要受气。诸君不信，到了回云南的时候，可以在安南过细看看，便可以知道亡国奴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

　　革命成功了，中国要到什么地位呢?现在有了十三年，还没有成功，将来成功究竟是什么情形，虽然不能说出，但是世界上革命成功的国家，像法国、美国，都是现在最富强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是享什么幸福呢?譬如和云南东边交界的地方是安南，安南就是法国的领土。在八九年以前，当欧战的时候，法兰西本国以北的地方，都被德国军队侵入，人民的产业化为乌有，房屋也打破了。在那个地方，两军相持了三四年，不但是房屋没有，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来，成了不毛之地。这是什么原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打仗，是用子弹分胜负。每打一次仗，一日要用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子弹。欧美现在打仗，不用子弹分胜负，要用炮弹分胜负。每日所用的炮弹，总是以几千万计。我们现在的战争，在他们看起来，是那破仑的战争，是几百年以前的战争。他们现在的战争是什么情形呢?在战线以内的人，不能在地面上走，要在地底下走。在战线之内，挖了许多隧道，要前方勤务的人，都走那些隧道，去接济前方的补充。他们现在用炮好比我们用枪一样，我们打胜了仗，是说缴枪，他们便不说缴枪，要说缴炮。每次最多的时候，要缴五六万炮，缴十几万机关枪。当时法国北方的人民，受了那种大灾害，又因为战争的胜负不能决定，便要求政府抚恤。

　　法国政府是用什么计划去答复人民呢?政府所定的计划，根本原理是要北方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受相同的待遇，要全国没有受灾害的人民，去赔偿北方人民的损失。因为北方各处的损失，不是本地的关系，是全国的关系。因为全国和敌人打仗，那个地方才有那种损失，所以政府便要去赔偿，把那个地方的人民，和全国没有受灾害的人民当作一样看待。这是人为的损失，国家便有这样的待遇。如果人民忽然受了水旱天灾，国家又是怎样待遇呢?也是一样的抚恤，一样的赔偿。这种赔偿的情形是怎么样?

　　可用安南从前受水灾的一段故事来证明。安南现在虽然是亡国，法国待他们是奴隶;但是安南人民所享的幸福，比较中国人还要好。我从前到安南，有一商人对我说：“有一次红河水涨，红河岸旁有一个市镇，叫做安拜，都被水冲了，中国人在那里做生意的，都受很大的损失，法国政府派人去调查情形。中国商家莫明其妙，便大起恐慌，以为平时没有水灾，已经纳过了很重的税。现在受了大水灾，还要来调查营业状况、损失情形。

　　因为怕以后多纳税，所以从前的资本是多少，损失是多少，便不敢实在报告。譬如损失一万的商店，都只敢报五千，损失五万的商店，最多不过报两万。后来不过两个月，法国政府便照从前各家报告的损失如数赔偿，于是中国商家便大懊悔，恨从前所报告的损失太少了!”这就是法国政府对于人民受了天灾人祸，是怎么样的保护情形。文明国家保护人民的财产，好比保险公司一样，有了灾害损失，政府便要赔偿：人民生了子女，国家便有教养;壮年没有职业的人，报告政府，政府便要代他找工做;老年没有养活的人，国家便有养老费。这种养老制度，中国从前也有，古书所谓无告穷民，国家便要赡养，就是这种制度。所以文明国家对于人民，应该有的负担：幼年便要教育，壮年便要职业，老年便要养活。文明国的人民，自幼到老，一生都受国家的恩惠。我们现在革命是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国家强盛。要把中国变成文明国家，好像法国、美国是一个大公司一样，要在这个大公司内的国民都有好处，都可以分红利。国家文明了，变成一个大公司，发很大的财。和个人的一时侥幸升官发财，两件事比较起来，是那一件的利益大呢?如果国家变成大公司，就是胜过发很大的财，不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享幸福，我们的子子孙孙，和四万万人的子孙，都可以永远的享幸福。把这种大事业做成功，比一个人发一千万财要好万万倍。中国改造好了，我们的子子孙孙在这个国家之内，升官也成，发财也成。说到这种成功，是由于我们革命而来的，我们便是国家永远的功臣。

　　各位将士为国立了大功，就可以吃长粮，不是说今天要各位打仗，明天便要解散。如果失败，大家都要分散;如果成功，把中国改造好了，中国便是大家之家。所以古时有大志想做皇帝的人，都说化家为国。但是革命成功，大家做中国大公司内的股东，就是化国为家。现在法国、美国人民所享的幸福，便是这一样。我们革命成功，就可以享美国人、法国人那一样的幸福，也就可以享日本人这一样的荣耀。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历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要达到这种目的，便要大家有大志气，不可有小志气。

　　个人升官发财是小志气，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本大元帅今天在这地和大家讲话，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

　　【对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演说词】

　　【学生诸君：】

　　诸君今晚在岭南大学盛设筵席，开黄花岗的纪念会。我对于诸君是有无穷希望的。诸君现在求学时代，便知道纪念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此时的志向，当然是很远大。推到将来毕业之后，替国家做事，建功立业，前程更当然是无可限量。何以由于这个纪念会，便知道诸君的前程是很远大呢?诸君今晚为什么要来纪念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呢?就当时的事业说，七十二烈士所做的事，是失败的，不是成功的。十四年前的今日，是七十二烈士为国流血的一日，是革命党惨淡悲歌的一日。所以这个三月二十九日，就是七十二烈士为革命事业失败的一日。这个日期既是七十二烈士失败的一日，我们还要来纪念，所纪念的是在那一点呢?是不是要纪念他们的失败呢?失败还有什么价值可以纪念呢?我们现在所纪念之一点，不是在他们当时事业的成败，是在那一般烈士当时所立的志气。

　　七十二烈士在当时立了甚么志气呢?我们虽然不能立刻知道他们的志气，但是他们由于失败，便断头流血，牺牲性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志气，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权利幸福，要做一件失败的事。

　　当时起义的情形，是各省革命同志约了几百人集中到广州，想用那几百人，能够攻破制台衙门和水师行台，占领广州做革命的策源地，再和满清去奋斗。至于敌人的军队，有新军，有满洲的驻防军，有提督所统带的水陆军，总共有几万人。革命党不过是几百人，用几百人去打几万人，那般烈士知道要得什么结果呢?就当时敌我众寡过于悬殊的情形相比较，那般烈士在事前，明知道是很危险的。既是明知道那件事极危险，他们还是决心去做，可见他们的用心是很苦的，立志是很深的。他们为什么用心要这样的苦呢?因为看见了当时的四万万人处在满清专制之下，总是说满清的皇恩浩荡、深仁厚泽，毫不知道被满清征服了两百多年，做了两百多年的奴隶，人人都是醉生梦死。这些人民的前途之生存，是更危险的。因为看见了这种种族危险，所以明知结果是失败，还要去做。所存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以身殉国，来唤醒一般醉生梦死的人民。要四万万人由于他们的牺牲，便可以自己觉悟，大家醒起来，为自己谋幸福。所以七十二烈士为国牺牲，以死报国，所立的志气就是要死后唤醒中国全体的国民。由于他们所立的这种志气，便可以知道他们在当时想做那番事业的心思，就是要为四万万人服务。他们在专制政体之下，昏天黑地之中，存心想为四万万人服务，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目的，想到无可如何之时，便以死来感动四万万人，为四万万人来服务。故革命事业，在七{‘二烈士虽然是失败，但是他们死得其所。在我们后死的人看起来，还可以说是成功。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就是纪念他们当时的志气，纪念他们以死唤醒国民、为国服务的志气。七十二烈士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想唤醒国民、为国服务，虽然是死了，但是由于他们死了之后，不到五个月，便发动武昌起义，推倒满清，打破专制，解除四万万人的奴隶地位。

　　这就是七十二烈士以死唤醒国民、为国服务的志气，达到了目的。

　　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们，便应该学他们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诸君是学者，是有知识阶级，知道人类的道德观念，现在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古时极有聪明能干的人，多是用他的聪明能力，去欺负无聪明能力的人。所以由此便造成专制和各种不平等的阶级。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七十二烈士有许多是有本领学问的人，他们舍身救国，视死如归，为人类来服务的那种道德观念，就是感受了这种新道德的潮流。诸君今晚来纪念七十二烈士，要知道不是空空的来纪念，要学他们的志气，尤其要学他们的道德观念。

　　诸君要学他们的道德观念，是从什么地方学起呢?简直的说，就是要从学问上去学起。诸君现在求学的时候，便应该从今晚学起，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像七十二烈士一样，虽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切不可用自己的聪明能力去欺负人类，破坏国家，像那些无道德的官僚军阀之行为。并且要步七十二烈士的后尘，竭力去铲除这些防止国家社会中新道德之进步的大障碍，才是黄花节的真纪念，并望诸君把这个纪念，记在心头，永远的勿忘。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和中国毗连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彻底成功。我们拿两国历史来比较：就对内一方面说，中国从前革命，是对外来的满洲人。满清皇帝的威权，到我们革命的时候已经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败，当那个时候，满清的国势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国家，比较俄国对他们皇帝革命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俄皇是本国人，又是俄国的教主，在国内的威权是第一，当没有革命的时候，俄罗新的国势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像这样比较，可说是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所以就对内这一方面讲，中国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是很艰难的。就对外一方面说，俄国革命之后，所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中国革命之后，毫没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国人虽然有瓜分中国的言论，我们也怕到革命的时候受列强的干涉;但是发生了革命之后，列强毫没有理会。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遇到外国人的障碍，不只是言论，并且实受兵力的干涉。各国军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

　　像这样看来，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所以更就对外那一方面讲，中国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也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至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同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恃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好多大碍障，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中国当革命之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都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什么是叫做革命军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有了那一样的行为，才叫做革命的基础。至于现在广东的这些兵士，对先烈的那些行为，还是莫名其妙。

　　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

　　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

　　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在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军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要将来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

　　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都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当日全国清兵有多少呢?从前有旗下绿营、水师和巡防营，后来又有新兵，总共不下一百多万。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城的，便有李准所带的水师、张鸣岐所带的陆师，和燕塘的许多新兵，及满洲的驻防军，总计不下五六万人。当时革命党的人数不过是几百人。经过那次革命之后，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没有死的当然是很多。当时冲锋队的人有武器的不过三百人，所打的敌人，不止三万人。革命党只用三百人便敢打三万多敌人，这就是革命党的见识。革命党的见识，都是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此刻在这地听话的，多是军事教员同军官学生，试问诸位教员，研究军事学，在战术中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来，无论古今中外，都没有这种战术。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说是倍则攻之，十则围之。

　　近时的兵法用一个打一个，非守即退。像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当的战术。至于广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并且坐守广州的敌人都有长枪大炮，进攻广州的革命党只有手枪炸弹。战到结果，革命党死了七十二人，后人以为是失败。但是革命党攻进制台衙门，赶走两广总督，我们以战论战，当时广州城内之战可以说是成功。至于后来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预约援军不至。就是推到那次冲锋队的三百人，武器还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并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事后用敌我的情形过细比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并不是三万敌人能够打败三百个革命党，实在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计划不周全;如果起义之先计划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工程营中发难。城外的炮兵营立时响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督衙门，赶走瑞澂，占领武昌。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革命党只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打五百个人。在广州起义，用一个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用一个打五百个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少数的人打极多数的人，在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斗，在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我们继续来革命，按部就班，便不能说用少数能胜多数。

　　诸位教员有从外国来的，有从保定学的。从前各国在陆军学校所教授的学问，那是寻常的军事学。此刻学成的先生，再教授学生，一定也是从前所学的普通军事学。所以诸位学生在这个学校内所学的学问，大概都是极寻常、极有规矩的普通军事学。诸君专拿这种学问，可不可做革命军呢?做革命军的学问，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诸君在求学的时代，当然要听先生的指教，服从长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绝顶聪明的人，或者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就是没有绝顶的聪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学问彻底了解，将来也有大用处。用诸君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很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以诸君这样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陆海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是谁做成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赞助，但是究流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有军事知识之人还是很少。辛亥年之革命所以大告成功，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买这一般军人，以后才收军事上的顺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军人。大家总要记得：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

　　我们现在才到这地开办这个军官学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用我们这个学校和他们的学校比较，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间很久，人数很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如果专就物质一方面来比较，又照常理论，我们怎么能够改造中国呢?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起，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在从前满清的时候，是这一种将士;现在遗留到曹锟、吴佩孚的，也是这一种将士。我们没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党，从前能够消灭满清，将来富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军，更是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消灭。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接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诸君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又聆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

　　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厂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做成革命军。

　　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得有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更是要同他们拚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本领，是靠什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么方法才不怕死呢?这个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是我们有胜无败。

　　这样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像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也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到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像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他们都是由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难得和很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的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是死得其所了。

　　从前的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

　　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第一讲】

　　【(一月二十七日)】

　　【诸君：】

　　今天来同大家讲三民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下略)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生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外国人说民族和国家便有分别。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混乱。在中国文中，一个字有两个解释的很多。

　　即如“社会”两个字，就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个是指一种有组织之团体而言。本来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但是当中实在有一定界限，我们必须分开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何以在中国是适当，在外国便不适当呢?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像英国是现在世界上顶强的国家，他们国内的民族是用白人为本位，综合棕人、黑人等民族，才成“大不列颠帝国”。

　　所以在英国说民族就是国族，这一句话便不适当。再像香港，是英国的租界，其中的民族有几十万人是中国的汉人参加在内，如果说香港的英国国族就是民族，便不适当。又像印度，现在也是英国的领土，说到英国国族起来，当中便有三万万五千万印度人。如果说印度的英国国族就是民族，也是不适当。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基本民族是盎格鲁撒逊人，但是盎格鲁撒逊人不只英国有这种民族，就是美国也有很多盎格鲁撒逊人。所以在外国便不能说民族就是国族。但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们要把他来分别清楚有什么方法呢?最适当的方法，是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什么力造成的。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像造成香港的原因，并不是几十万香港人欢迎英国人而成的，是英国人用武力割据得来的。因为从前中国和英国打仗，中国打败了，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割让到英国，久而久之，才造成现在的香港。又像英国造成今日的印度，经过的情形也是同香港一样。英国现在的领土扩张到全世界，所以英国人有一句俗话说：“英国无日落。”换一句话说，就是每日昼夜，日光所照之地，都有英国领土。譬如我们在东半球的人，由日出算起，最先照到纽丝兰、澳洲、香港、星加坡，西斜照到锡兰、印度，再西到阿颠、马儿打，更西便照到本国。再轮到西半球，便有加拿大，而循环到香港、星加坡。故每日夜二十四点钟，日光所照之时，必有英国领土。像英国这祥大的领土，没有一处不是用霸道造成的。自古及今，造成国家没有不是用霸道的。至于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于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强。像香港的几十万中国人，团结成一个民族，是自然而然的。

　　无论英国用什么霸道，都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

　　再讲民族的起源。世界人类本是一种动物，但和普通的飞禽走兽不同。人为万物之灵。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造成这种种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说是自然力，分析起来便很复杂。当中最大的力是“血统”。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活，什么地方有水草，便游牧到甚么地方，移居到什么地方。由这种迁居的习惯，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蒙古能够忽然强盛，就本于此。当蒙古族最强盛的时候，元朝的兵力，西边征服中央亚细亚、阿刺伯及欧洲之一部分，东边统一中国，几乎征服日本，统一欧亚。其他民族最强盛的像汉族，当汉唐武力最大的时候，西边才到里海。像罗马民族武力最大的时候，东边才到黑海。从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武力，能够及乎欧亚两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样强盛。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够那样强盛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人民的生活是游牧，平日的习惯便有行路不怕远的长处。第三大的力是“语言”。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个民族。再反过来，若是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被外国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统相同，语言也同，那么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语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个力是“宗教”。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剌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剌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思，像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再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质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剌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谟罕墨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第五个力是“风俗习惯”。

　　如果人类中右一种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可自行结合成一个民族。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所以用这五种力和武力比较，便可以分别民族和国家。

　　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要提倡民族主义，必要先把这种主义完全了解，然后才能发挥光大，去救国家。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多数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我们这种民族，处现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我们要提倡民族主义来挽救中国危亡，便先要知道我们民族的危险是在什么地方。要知道这种危险的情形，最好是拿中国人和列强的人民比较，那便更易清楚。欧战以前，世界上号称列强的有七八国，最大的有英国，最强的有德国、奥国、俄国，最富的有美国，新起的有日本和意大利。欧战以后，倒了三国，现在所剩的头等强国，只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英国、法国、俄国、美国都是以民族立国。英国发达，所用民族的本位是盎格鲁撒逊人，所用地方的本位是英格兰和威尔斯，人数只有三千八百万，可以叫做纯粹英国的民族。这种民族在现在世界上是最强盛的民族，所造成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推以百年以前，人数只有一千二百万，现在才有三千八百万，在此百年之内便加多三倍。

　　我们东方有个岛国，可以说是东方的英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中略)他们现在的人口，除了高丽以外，是五千六百万。百年以前人口的确数，很难稽考，但以近来人口增加率之比例计算，当系增加三倍。故百年以前的日本人口，约计在二千万上下。(中略)因为他们有民族主义的精神，所以便能发奋为雄，当中经过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国家变成强盛的国家。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

　　(上略)俄国在欧战的时候，发生革命，打破帝制，现在成了一个新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从前大不相同。他们的民族叫做斯拉夫，百年以前的人口是四千万，现在有一万[万]六千万，比从前加多四倍，国力也比从前加大四倍。近百年以来，俄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不但是亚洲的日本、中国怕他侵入，就是欧洲的英国、德国也怕他侵入。(下略)德国在一百年前，人口有二千四百万，经过欧战之后，虽然减少了许多，但现在还有六千万。这一百年内增加了两倍半。他们的人民叫做条顿民族，这种民族和英国人相近，是很聪明的，所以他们的国家便很强盛。

　　【(下略)】

　　美国人口，一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有一万万以上。他们的增加率极大，这百年之内加多十倍。他们这些增加的人口，多半是由欧洲移民而来，不是在本国生育的。

　　(上略)法国人口增加很慢，百年之前有三千万，现在有三千九百万，一百年内不过增加四分之一。

　　我们现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来比较一比较。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十倍，英国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是两倍半，法国是四分之一。这百年之内人口增加许多的原故，是由科学昌明，医学发达，卫生的设备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减少死亡，增加生育。他们人口有了这样增加的迅速，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譬如美国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多，再过一百年，仍然照旧增加，当有十万万多。中国人时常自夸，说我们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灭。在元朝入主中国以后，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灭中国人，反被中国人同化。中国不但不亡，并且吸收蒙古人。满洲人征服中国，统治二百六十多年，满洲民族也没有消灭中国人，反为汉族所同化，变成汉人，像现在许多满人都加汉姓。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学者便以为纵让日本人或白人来征服中国，中国人只有吸收日本人或白种人的，中国人可以安心罢。殊不知百年之后，美国人口可加到十万万，多过我们人口两倍半。从前满洲人不能征服中国民族，是因为他们只有一百几十万人，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起来，数目太少，当然被中国人吸收。如果美国人来征服中国，那么百年之后，十个美国人中只参杂四个中国人，中国人便要被美国人所同化。诸君知道，中国四万万人是什么时候调查得来的呢?是满清乾隆时候调查得来的。乾隆以后没有调查，自乾隆到现在将及二百年，还是四万万人。百年之前是四万万，百年之后当然也是四万万。法国因为人口太少，奖励生育，如果一个人生j子的便有奖，生四五子的便有大奖，如果生双胎的更格外有奖。男子到了三十岁不娶，和女子到了二十岁不嫁的，便有罚。这是法国奖励生育的方法。至于法国人口，并不减少，不过他们的增加率没有别国那一样大罢了。且法国以农业立国，国家富庶，人民家给户足，每日都讲究快乐。百年前有一个英国学者，叫做马尔赛斯，他因为忧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给的物产有限，主张减少人口。曾创立一种学说，谓：“人口增加是几何级数，物产增加是数学级数。”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刚合他们的心理，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赛新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赛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赛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

　　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我们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数虽然不及英国、日本，但自乾隆时算起，至少也应该有五万万。从前有一位美国公使叫做乐克里耳，到中国各处调查，说中国的人口最多不过三万万。我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万万，若照美国公使的调查，则已减少四分之一。就说是现在还是四万万，以此类推，则百年之后恐怕仍是四万万。

　　日本人口现在有了六千万，百年之后，应该有二万万四千万。因为在本国不能生活，所以现在便向各国诉冤，说岛国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发展。向东走到美国，加利佛尼亚省便闭门不纳;向南走到澳洲，英国人说：“澳洲是白色人的澳洲，别色人种不许侵入。”日本人因为到处被人拒绝，所以便向各国说情，说日本人无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经营满洲、高丽。各国也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纳他们的要求，以为日本殖民到中国于他们本国没有关系。

　　一百年以后，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几倍。像德国、法国因为经过此次大战之后，死亡太多，想恢复战前状态，奖励人口生育，一定要增加两三倍。就现在全世界的土地与人口比较，已经有了人满之患。像这次欧洲大战，便有人说是“打太阳”的地位。因为欧洲列强多半近于寒带，所以起战争的原故，都是由于互争赤道和温带的土地，可以说是要争太阳之光。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人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像从前蒙古、满洲征服中国，是用少数征服多数，想利用多数的中国人做他们的奴隶。如果列强将来征服中国，是用多数征服少数，他们便不要我们做奴隶，我们中国人到那个时候连奴隶也做不成了!

　　【第二讲】

　　【(二月三日)】

　　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人类因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时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现在人类中都已经绝迹了。我们中国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今必有五六千年。当中受过了许多天然力的影响，遗传到今日，天不但不来消灭我们，并且还要令我们繁盛，生长了四万万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一般乐观的人，以为中国民族，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至今都没有灭亡，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是决不至灭亡的。这种论调，这种希望，依我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受过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这两次亡国，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不是亡于多数民族。那些少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国在政权上，虽然亡过了两次，但是民族还没有受过大损失。至于现在列强民族的情形，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经比较过了。像英国、俄国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国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内的增加，推测以后一百年的增加，我们民族在一百年以后，无论所受的天惠怎么样深厚，就很难和列强的民族并存于世界。比如美国的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以上，再过一百年就有十万万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几倍。由此推测，到百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便变成了少数，列强人口便变成了多数。那时候中国民族纵然没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此两种力比较天然力还要快而且烈。天然力虽然很慢，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个先例可以用来证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红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为红番之地，他们的人数很多，到处皆有;但从白人搬到美洲之后，红番人口就逐渐减少，传到现在，几乎尽被消灭。由此便可见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还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十年。故在这十年之内，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十年以内有方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

　　中国受欧美政治力的压迫，将及百年。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当时英国灭了印度，不敢来灭中国，还恐中国去干涉印度。但是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由最近推到从前，我们最近失去的领土是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欧战以后，列强想把最近的领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岛，最近将要送回的有威海卫，但这不过是中国很小的地方。从前列强的心理，以为中国永远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国沿海的地方像大连、威海卫、九龙等处来占领，做一个根据地，以便瓜分中国。后来中国起了革命，列强知道中国还可以有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国的念头。当列强想瓜分中国的时候，一般中国反革命的人，说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后来革命的结果，不但不召列强瓜分，反打消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念头。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高丽、台湾、澎湖。这些地方是因为日清之战才割到日本，中国因为日清一战，才引出列强要瓜分的论调。更前一点的失地，是缅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国当时还稍有抵抗，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之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的割地赔偿。你们中国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安南和缅甸本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自安南割去以后，同时英国占据缅甸，中国更不敢问了。又更拿前一点的失地说，就是黑龙江、乌苏里。又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龙江以北诸地，就是前日俄国远东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国都拱手送去外人，并不敢问。此外更有琉球、暹罗、蒲鲁尼、苏绿、爪哇、锡兰、尼泊尔、布丹等那些小国，从前都是来中国朝贡过的。故中国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土。尼泊尔到了民国元年，还到四川来进贡，元年以后，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来了。像这样讲来，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那时欧洲的帝国主义还没有侵入亚洲。当时亚洲之中，配讲帝国主义的只是中国。所以那些弱小国家，都怕中国，怕中国用政治力去压迫。至少亚洲各弱小民族，对于中国还是不大放心。这回我们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像这项要赞成我们主张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样。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领土便逐渐缩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内也失了许多地方。

　　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得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以为从前满洲征服过了中国，我们也晓得革命，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是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各国便可以免冲突。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虽然是免了，可是在欧洲的冲突到底还免不了。故由巴尔干半岛问题，便生出了欧洲大战。

　　他们自己受了许多损失，许多强国像德国、奥国都倒下来了。但是他们的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改革，英国、法国、意大利仍旧[把]帝国主义继续进行。美国也抛弃“门罗主义”，去参加列强，一致行动。经过了欧战以后，他们在欧洲，或者把帝国主义一时停止进行;但是对于中国，像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舰到广州来示威，还是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进行他们经济的力量。经济力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好比此次列强用二十多只兵船来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国人民也起公愤。

　　故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厉害。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诮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由刚才所说的概括名义，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中国究竟是哪一国的殖民地呢?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所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比较起来，是做一国的奴隶好些呀，还是做各国的奴隶好些呢?如果做一国的奴隶，遇到了水旱天灾，做主人的国家，就要拨款来赈济。他们拨款赈济，以为这是自己做主人的义务，分内所当为的，做奴隶的人民，也视为这是主人应该要救济的。但是中国北方前几年受了天灾，各国不视为应该要尽的义务，拨款来赈济，只有在中国内地的各国人，来提倡捐助赈济灾民。中国人看见了，便说是各国很大的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和主人的国家对于奴隶的人民，便差得很远。由此便可见中国还比不上安南、高丽。所以做一国的奴隶，比较做各国的奴隶的地位是高得多，讲到利益来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这个“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中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者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又如各部官制，总长之下低一级的，就叫做次长一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余，关税余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我们从前并不知道有海关，总是闭关自守，后来英国到中国来叩关，要和中国通商，中国便闭关拒绝。英国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把中国的关打开，破了中国的门户。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占了广州，后来见广州站不住，就不要广州，去要香港，并且又要赔款。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许多现钱来做赔款，就把海关押到英国，让他们去收税。当时满清政府计算，以为很长久的时间才r以还清，不料英国人得了海关，自己收税，不到数年便把要求的赔款还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败，从前经理征收关税有中饱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国海关都交给英国人管理，税务司也尽派英国人去充当。后来各国因为都有商务的关系，便和英国人争管海关的权利，英国人于是退让，依各国商务之大小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现在各国对于外来经济力的压迫，又是怎样对待呢?各国平时对于外国经济力的侵入，都是用海关作武器，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来军队的侵入，便要筑炮台一样。所以，保护税法就是用关税去抵制外货，本国的工业才可以发达。像美国自白人灭了红番以后，和欧洲各国通商，当时美国是农业国，欧洲各国多是工业国，以农业国和工业国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故美国就创出保护税法，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保护税法的用意，是将别国的人口货特别加以重税，如进口货物值一百元的，海关便抽税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国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这样重的税，便可以令别国货物的价贵，在本国不能销行;本国货物无税，因之价平，便可以畅销。我们中国现在怎么样的情形呢?中国没有和外国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货物，都是自己用手工制造，古人说“男耕女织”，便可见农业和纺织工业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外国货物进口，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民便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打灭了。本国的手工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这就是外国经济力压迫的情形。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近来渐有用本国棉花和外国机器来纺纱织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货，但是因为海关还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土布还要抽重税，不但海关要抽重税，进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是很发达的，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都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

　　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见，自己并且还要加重力量来压迫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前十年调查中国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近来检查海关报告表，一九二一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税)[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换一句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是十二万万五千万元。汝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以外还有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经济压迫的毒。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是用纸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几多钱，好多都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用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价值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便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印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像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像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块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是很满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仗，打败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余地可以再存;于是后业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便给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僚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的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外国银行很安全，把款存进去，不怕他们闭倒。试问现在的中法银行停止营业，把中国人的存款没有归还，中法银行是不是外国银行呢?

　　外国银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国银行既是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甘心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甚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势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运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也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缘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要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元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以上。像从前台湾纳到日本人的税，每年只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每年只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项，则有中国人所收者，有外国人所收者，各得几何，未曾切实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则不待问了。这地租之数，总比之地税十倍。至于地价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之地平买贵卖。故此赋税、地租、地价三项之款，中国人之受亏每年亦当不下四五万万元。

　　又在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利权的，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纯利已达五千余万。其他各国人之种种营业，统而推之，当在万万以上。

　　更有一桩之损失，即是投机事业。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国人之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之赌性热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之结果，则中国人之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之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更不知其数了。像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是属于政治上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同论，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尚属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属之损失、侨民之损失，更不知其几何矣。这样看来，此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厉害得很了。

　　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利权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或至一万万元;其三，出人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强盛时代，每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列邦的贡品，每年所值，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非常的荣耀了。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奇耻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十二万万，十年就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还不觉得是大耻辱。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一宗大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的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厉害。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实行他们经济的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自然日蹙，游民自然日多，国势自然日衰了!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

　　【第三讲】

　　【(二月十日)】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为什么中国失去了这个宝贝呢?我在今天所讲的大意，就是把中国为什么失去r民族主义的原故来推求，并且研究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真正失去。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已经失去了，这是很明白的，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试看我们革命以前，所有反对革命很厉害的言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再推想到几百年前，中国的民族思想完全没有了。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的书里头简直是看不出民族主义来，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什么“深仁厚泽”，什么“食毛践土”，从没有人敢说满洲是什么东西的。近年革命思想发生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学士文人的，天天来替满洲说话。譬如从前在东京办《民报》时代，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驳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洲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洲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满洲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说是易朝，不是亡国，然则从前做过中国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他也曾受过了中国户部尚书的官衔，比如赫德来灭中国，做中国的皇帝，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不是亡国呢?这些人不独是用口头去拥护满洲，还要结合一个团体叫做保皇党，专保护大清皇帝，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党的人，都不是满洲人，完全是汉人，欢迎保皇党的人，多是海外华侨。后遇革命思想盛行之时，那些华侨才渐渐变更宗旨，来赞成革命。华侨在海外的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堂。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归化保皇党，专想保护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洲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亡了。

　　我们讲到会党，便要知道会党的起源。会党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被满洲征服。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民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势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们刚才结合成种种会党的时候，康熙就开“博学鸿词科”，把明朝有知识学问的人几乎都网罗到满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他们的行动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讲的言语，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至于他们所以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人室的时候，主人恐怕强盗先要开贵重的铁箱，当然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故当时明朝遗老，想保存中国的宝贝，但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所以满洲二百多年以来，无论是怎样专制，因为是有这些会党口头的遗传，还可以保存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日洪门会中要反清复明，为什么不把他们的主义保存在知识阶级里头呢?为什么不做文章来流传，如太史公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呢?因为当时明朝的遗老看见满洲开博学鸿词科，一时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罗去了，便知道那些有知识阶级的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会中藏起来，便去结合那些会党。在会党里头，他们的结纳是很容易、很利便的。

　　他们结合起来，在满洲专制之下保存民族主义，是不拿文字来传，拿口头来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会党源源本本讲起来，很为困难。因为他们只有口头传下来的片段故事，就是当时有文字传下来，到了乾隆时候也被销毁了。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洲人来做皇帝。他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由此便可见康熙、雍正还自认为满洲人，还忠厚一点。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个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书都要改过，凡是当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通通删去。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一概定为禁书，通通把它消灭，不准人藏，不准人看。因为当时违禁的书，兴过了好几回文字狱之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保存在文字里头的，便完全消灭了。

　　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当洪秀全起义之时，洪门会党多来相应，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须注意：洪fJ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而得此称谓，亦未可定。洪秀全失败以后，民族主义更流传到军队，流传到游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即如今日青帮、红帮等名目，也是由军队流传而来。明朝遗老宣传民族主义到下流社会里头，但是下流社会的知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

　　比方在洪秀全时代，反清复明的思想已经传到了军队里头，但因洪门子弟不能利用他们，故他们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来证明。当时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程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做“大龙头”。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马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己移动集中起来，排起十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不久接到一件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匪首，由汉口逃往西安，请他拿办。左宗棠当时无从拿办，只算是官样文章，把这件事搁起来。后来看见他的军队移动得更厉害，排的队更长，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他还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兵士要去欢迎的大龙头，就是两江总督要他拿办的匪首，他便慌起来了。当时间他的幕客某人说：“什么是哥老会呢?哥老会的大龙头和这个匪首有什么关系呢?”

　　幕客便说：“我们军中自兵士以至将官，都是哥老会。那位拿办的大龙头，就是我们军中哥老会的首领。”左宗棠说：“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军队怎样可以维持呢?”幕客说：“如果要维持这些军队，便要请大帅也去做大龙头。大帅如果不肯做大龙头，我们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别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军队，所以便赞成幕客的主张，也去开山堂做起大龙头来，把那些会党都收为部下。由此便可见左宗棠后来能够平定新疆，并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风，还是利用明朝遗老的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自清初以来保存了很久。从左宗棠做了大龙头之后，他知道其中的详情，就把马头破坏了，会党的各机关都消灭了。所以到我们革命的时候，便无机关可用。这个洪门会党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真是老早亡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来说一说。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为最大。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有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自己是高丽人了。从前满洲对待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民族主义灭亡的头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被异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宝贝，都要完全消灭。满洲人知道这个道理，从前用过了很好的手段，康熙时候兴过了文字狱，但是康熙还不如乾隆狡猾，要把汉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灭。康熙说他是天生来做中国皇帝的，劝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把满汉的界限完全消灭。所以自乾隆以后，知识阶级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传到下流社会。但是下流社会虽然知道要杀鞑子，只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消灭了几百年，这种消灭是由于满洲人的方法好。

　　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消灭，本来因为是亡国，因为被外国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中国人，犹太人也是亡国。犹太人在耶稣未生之前，已经被人征服了。及耶稣传教的时候，他的门徒当他是革命，把耶稣当作革命的首领，所以当时称他为犹太人之王。耶稣门徒的父母，曾有对耶稣说：“若是我主成功，我的大儿子便坐在主的左边，二儿子便坐在主的右边。”俨然以中国所谓左右丞相来相比拟。所以犹太人亡了国之后，耶稣的门徒以为耶稣是革命。当时耶稣传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但是他的十二位门徒中，就有一个以为耶稣的政治革命已经失败了，就去卖他的老师。不知耶稣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称其国为天国。故自耶稣以后，犹太的国虽然灭亡，犹太的民族至今还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国，但是他们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国的民族思想一样，一被外国的武力压服了，民族思想便随之消灭。再像波兰从前也亡国百多年，但是波兰的民族思想永远存在，所以到欧战之后，他们就把旧国家恢复起来，至今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像这样讲来，中国和犹太、印度、波兰比较，都是一样的亡国，何以外国亡国，民族主义不至于亡，为什么中国经过了两度亡国，民族思想就灭亡了呢?这是很奇怪的，研究当中的道理是很有趣味的。

　　中国在没有亡国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强盛的国家，所以常自称为“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中国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国家做“中国”，自称“大一统”。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都是由于中国在没有亡国以前，已渐由民族主义而进于世界主义。所以历代总是用帝国主义去征服别种民族，像汉朝的张博望、班定远灭过了三十多国，好像英国印度公司的经理卡来呼把印度的几十国都收服了一样。中国几千年以来总是实行“平天下”的主义，把亚洲的各小国完全征服了。但是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人专用野蛮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由此推寻，便可以得到我们民族思想之所以灭亡的道理出来。从什么方面知道别的种族如犹太亡了国二千年，他们的民族主义还是存在;我们中国亡国只有三百多年，就把民族主义完全亡了呢?考察此中原因，好像考察人受了病一样。一个人不论是受了什么病，不是先天不足，就是在未受病之前身体早起了不健康的原因。中国在没有亡国以前，已经有了受病的根源，所以一遇到被人征服，民族思想就消灭了。这种病的根源，就是在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

　　如现在的英国和没有革命以前的俄国，都是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到了现在，英国的帝国主义还是很发达。我们中国从前的帝国主义，或者还要驾乎英国之上。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直的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与及中国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不好呢?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甚么中国一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消灭呢?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我们现在研究这个主义，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论上讲，不能说是不好。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东西夷狄之人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就是中国不分夷狄华夏。不分夷狄华夏，就是世界主义。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中国从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义翁，总想站在万国之上，故主张世界主义。因为普通社会有了这种主义，故满清入关便无人抵抗，以致亡国。当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总数不过十万人。

　　拿十万人怎么能够征服数万万人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所以史可法虽然想反对满人，但是赞成他的人数太少，还是不能抵抗满人。因全国的人都欢迎满人，所以满人便得做中国安稳皇帝。当那个时候，汉人不但是欢迎满人，并且要投入旗下，归化于满人，所以有所谓“汉军旗”。

　　现在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世界上不只一个强国，有几个强国，所谓列强。但是列强的思想性质，至今还没有改变。将来英国、美国或者能够打破列强成为独强。到那个时候，中国或者被英国征服。中国的民族变成英国民族，我们是好是不好呢?如果中国人人英国籍或美国籍，帮助英国或美国来打破中国，便说我们是服从世界主义，试问我们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们的良心不安，便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能够令我们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义就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好比读书的人，是拿什么东西来谋生呢?是拿手中的笔来谋生的。笔是读书人谋生的工具，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中国古时说“窜三苗于三危”，汉人把他们驱逐到云南、贵州的边境，现在几乎要灭种，不能生存。说到这些三苗，也是中国当日原有的土民。我们中国民族的将来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样。

　　(上略)照进化论中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优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适者呢，或是不适者呢?如果说到我们的民族要灭亡要失败，大家自然不愿意，要本族能够生存能够胜利，那才愿意。这是人类的天然思想。现在我们民族处于很为难的地位，将来一定要灭亡。所以灭亡的缘故，就是由于外国人口增加和政治、经济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我们现在所受政治力、经济力两种压迫已达极点，惟我们现在的民族还大，所受外国人口增加的压迫还不容易感觉;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觉。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如果民族思想没有失去，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一定打不破我们。

　　但是我们何以失去民族主义呢?要考究起来是很难明白的，我可以用一件故事来比喻。这个比喻或者是不伦不类，和我们所讲的道理毫不相关，不过借来也可以说明这个原因。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亲见过的：从前有一个苦力，天天在轮船码头，拿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去替旅客挑东西。

　　每日挑东西，就是那个苦力谋生之法。后来他积存了十多块钱，当时吕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积蓄的钱买了一张吕宋彩票。那个苦力因为无家可归，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地方收藏，所以他买得的彩票也没有地方收藏。他谋生的工具只是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他到什么地方，那枝竹杠和两条绳子便带到什么地方。所以他就把所买的彩票，收藏在竹杠之内。因为彩票藏在竹杠之内，不能随时拿出来看，所以他把彩票的号数死死记在心头，时时刻刻都念着。到了开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内去对号数，一见号单，知道是自己中了头彩，可以发十万元的财。他就喜到上天，几乎要发起狂来，以为从此便可不用竹杠和绳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于这番欢喜，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用这个比喻说，吕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是可以发财的。竹杠好比是民族主义，是一个谋生的工具。中了头彩的时候，好比是中国帝国主义极强盛的时代，进至世界主义的时代。我们的祖宗以为中国是世界的强国，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万国衣冠拜冕旒”，世界从此长太平矣。以后只要讲世界主义，要全世界的人都来进贡，从此不必要民族主义。所以不要竹杠，要把他投人海中。到了为满洲所灭的时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连自己的小家产都保守不稳，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齐消灭了，这好比是竹杠投入了海中一样。所以满清带兵人关，吴三桂便作向导。史可法虽然想提倡民族主义，拥戴福王，在南京图恢复，满洲的多尔衮便对史可法说：“我们的江山，不是得之于大明，是得之于闯贼。”他的意思，以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丢了竹杠一样。近来讲新文化的学生，也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这个论调，如果是发自英国、美国，或发自我们的祖宗，那是很适当的;但是发自现在的中国人，这就不适当了。德国从前不受压迫，他们不讲民族主义，只讲世界主义。我看今日的德国，恐怕不讲世界主义，要来讲一讲民族主义罢。我们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杠丢了，我们还可以得回那个头彩。但是他们把竹杠丢得太早了，不知道发财的彩票还藏在里面。所以一受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来压迫，以后又遭天然的淘汰，我们便有亡国灭种之忧。

　　此后我们中国人如果有方法恢复民族主义，再找得一枝竹杠，那么就是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无论怎么样来压迫，我们民族就是在千万年之后，决不至于灭亡。至于讲到天然淘汰，我们民族更是可以长存。因为天生了我们四万万人，能够保存到今日，是天从前不想亡中国。将来如果中国亡了，罪恶是在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将来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托重任于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自爱，是谓逆天。所以中国到这个地位，我们是有责任可负的。现在天既不要淘汰我们，是天要发展世界的进化。如果中国将来亡了，一定是列强要亡中国，那便是列强阻止世界的进化。

　　昨日有一位俄国人说：列宁为什么受世界列强的攻击呢?因为他敢说了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万万五千万人;这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压迫。那些压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去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我们要能够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第四讲】

　　【(二月十七日)】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数，大概在十五万万左右。在这十五万万人中，中国占了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每四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欧洲所有白种民族的人数，合计起来也是四万万。现在世界上民族最发达的是白人。白种人中有四个民族：在欧洲中、北的有条顿民族，条顿民族建立了好几个国家，最大的是德国;其次奥国、瑞典、那威、和兰、丹麦，都是条顿民族所建立的。在欧洲之东的有斯拉夫民族，也建立了好几个国家，最大的是俄国;欧战后发生的，有捷克斯拉夫和佐哥斯拉夫两个新国。在欧洲之西的有撒克逊民族，叫做“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建立了两个大国，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在欧洲之南的有拉丁民族，这个民族也建立了好几个国家，顶大的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拉丁民族移到南美洲，也建立了几个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移到北美洲建立了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欧洲白种民族不过是四万万人，分开成四个大民族，由这四个大民族建立了许多国家，原因是白种人的民族主义很发达。因为白种人的民族主义很发达，所以他们在欧洲住满了，便扩充到西半球的南北美洲，东半球东南方的非洲、澳州。现在世界上的民族，占地球上领土最多的，是撒克逊民族。这个民族最初发源的地方是欧洲，但是在欧洲所占的领土不过是大不列颠三岛，像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这三岛在大西洋的位置，好像日本在太平洋一样。撒克逊人所扩充的领土，西到北美洲，东到澳洲、钮丝兰，南到非洲。所以说占世界上领土最多的是撒克逊民族，世界上最富最强的人种也是撒克逊民族。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是条顿和斯拉夫，尤其以条顿民族的聪明才力为最大，所以德国能够把二十几国小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大德意志联邦。成立之初，本来是农业国，后来变成工业国，因为工业发达，所以陆海军也随之强盛。

　　欧战之前，欧洲民族都受了帝国主义的毒。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即中国所谓“勤远略”。这种侵略政策，现在名为帝国主义。欧洲各民族都染了这种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几乎每十年中必有一小战，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战。其中最大的战争，就是前几年的欧战，这次战争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战争。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战争呢?

　　因为这次战事扩充、影响到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被卷入旋涡之中。这次大战争所以构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逊民族和条顿民族互争海上的霸权。因为德国近来强盛，海军逐渐扩张，成世界上第二海权的强国，英国要自己的海军独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权的德国。英德两国都想在海上争霸权，所以便起战争。二是各国争领土。东欧有一个弱国，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来，世人都说他是近东病夫，因为内政不修明，皇帝很专制，变成了很衰弱的国家。欧洲各国都要把他瓜分，百余年以来不能解决。欧洲各国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发生战争。故欧战的原因，第一是白种人互争雄长，第二是解决世界的问题。如果战后是德国获胜，世界上的海权便要归德国占领，英国的大领土便要完全丧失，必成罗马一样，弄至四分五裂而亡。但是战争的结果，德国是打败了.德国想行帝国主义的目的便达不到。

　　这次欧洲的战争，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军队的人[数]有四五千万，时间经过了四年之久，到战争最后的时候两方远不能分胜负。在战争的两方面，一方叫做协商国，一方叫做同盟国。在同盟国之中，初起时有德国、奥国，后来加入土耳其、布加利亚。在协商国之中，初起时有塞维亚、法国、俄国、英国及日本，后来加入意大利及美国。美国之所以参加的原因，全为民族问题。因在战争之头一二年，都是德奥二国获胜，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海峡都几乎被德奥两国军队攻入。条顿民族便以为英国必亡，英国人便十分忧虑，见得美国的民族是和他们相同，于是拿撒克逊民族的关系去煽动美国。美国见得和自己相同民族的英国将要被异族的德国灭亡，也不免物伤其类，所以加入战争去帮助英国，维持撒克逊人的生存;并且恐怕自己的力量单薄，遂竭全力去鼓动全世界的中立民族，共同参加去打败德国。

　　当战争时，有一个大言论最被人欢迎的，是美国威尔逊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因为德国用武力压迫欧洲协商国的民族，威尔逊主张打灭德国的强权，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后都有自主的机会，于是这种主张便被世界所欢迎。所以印度虽然被英国灭了，普通人民是反对英国的，但是右好多小民族听见威尔逊说这回战争是为弱小民族争自由的，他们便很喜欢去帮英国打仗。安南虽然是被法国灭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国的专制，但当欧战时仍帮法国去打仗，也是因为听到威尔逊的主张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欧洲的弱小民族像波兰、捷克斯拉夫、罗米尼亚一齐加入协商国去打同盟国的原因，也是因为听见了威尔逊所主张的民族自决那一说。我们中国也受了美国的鼓动，加入战争，虽然没有出兵，但是送了几十万工人去挖战壕，做后方的勤务。协商国因为创出这项好题目，所以弄到无论欧洲、亚洲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都联合起来去帮助他们打破同盟国。当时威尔逊主张维持以后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条，其中最要紧的是让各民族自决。

　　当战事未分胜负的时候，英国、法国都很赞成。到了战胜之后开和议的时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觉得威尔逊所主张的民族开放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冲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议的时候，便用种种方法骗去威尔逊的主张。弄到和议结局所定出的条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决，不但不能自由，并且以后所受的压迫比从前更要厉害。由此可见，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但是威尔逊的主张提出以后，便不能收回，因为各弱小民族帮助协商国打倒同盟国，是希望战胜之后可以自由的。后来在和议所得的结果，令他们大为失望。所以安南、缅甸、爪哇、印度、南海群岛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与夫欧洲的几十个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觉悟，知道列强当日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完全是骗他们的。所以他们便不约而同，自己去实行民族自决。

　　欧洲数年大战的结果，还是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因为当时的战争，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不是野蛮和文明的战争，不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国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但是由这一次战争，无意中发生了一个人类中的大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俄国革命。

　　俄国发起革命本来很早，在欧战前一千九百零五年的时候曾经起过了革命，不过没有成功;到欧战的时候，便大功告成。他们所以当欧战时再发生革命的原故，因为他们民族经过这次欧战，便生出了大觉悟。俄国本是协商国之一，协商国打德国的时候，俄国所出的兵约计有千余万，可谓出力不少。如果协商国不得俄国参加，当日欧洲西方的战线老早被德国冲破了。因为有了俄国在东方牵制，所以协商国能够和德国相持两三年，反败为胜。俄国正当战争之中，自己思索，觉得帮助协商国去打德国，就是帮助几个强权去打一个强权，料到后来一定没有好结果。所以一般兵士和人民便觉悟起来，脱离协商国，单独和德国讲和。况且说到国家的地位，俄国和德国人民的利害毫无冲突。不过讲到帝国主义的地位，彼此都想侵略，自然发生冲突;而且德国侵略太过，俄国为自卫计，不得不与英法各国一致行动。后来俄国人民觉悟，知道帝国主义不对，所以便对本国革命，先推翻本国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与德国讲和，免去外患的压迫。不久协商国也与德国讲和，共同出兵去打俄国。为什么协商国要出兵去打俄国呢?因为俄国人民发生了新觉悟，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现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国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各国反对这项主张，所以便共同出兵去打他。俄国的主张和威尔逊的主张是不约而同的，都是主张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够自决，都能够自由。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以后，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共同来求自决。欧洲经过这次大战的灾害，就帝国主义一方面讲，本没有什么大利益;但是因此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

　　世界上的十五万万人之中，顶强盛的是欧洲和美洲的四万万白种人。

　　白种人以此为本位，去吞灭别色人种。如美洲的红番已经消灭;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灭;印度的棕色人正在消灭之中;亚洲黄色人现在受白人的压迫，不久或要消灭。但是俄国革命成功，他们一万万五千万人脱离了白种，不赞成白人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想加入亚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强暴的民族。那么强暴的民族只剩得二万万五千万人，还是想用野蛮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故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第二方面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陆军力不够，便用经济力去压迫;如果经济力有时而穷，便用政治的海陆军力去侵略。他们的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比左手帮助右手一样，把多数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民压迫得很厉害。但是天不从人愿，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万万五千万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世界人类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说，有一位俄国人说：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敢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是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中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但是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

　　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r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前次所讲苦力买彩票的比喻，已发挥很透辟了。彩票是世界主义，竹杠是民族主义，苦力中了头彩就丢去谋生的竹杠，好比我们被世界主义所诱惑，便要丢去民族主义一样。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由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好比苦力的彩票藏在竹杠之内一样，如果丢弃民族主义去讲世界主义，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票的竹杠投入海中，那便是根本推翻。我从前说，我们的地位还比不上安南人、高丽人。安南人、高丽人是亡国的人，是做人奴隶的，我们还比不上，就是我们的地位连奴隶也比不上。在这个地位，还要讲世界主义，还说不要民族主义，试问诸君是讲得通不通呢?

　　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哪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不过那个时候，经济力还不很大，所以我们向未有用经济力去压迫他民族。再就文化说，中国的文化比欧洲早几千年。欧洲文化最好的时代是希腊、罗马，到了罗马才最盛。罗马不过与中国的汉朝同时。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一般大言论家都极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弃珠崖议》。此项文章就是反对中国去扩充领土，不可与南方蛮夷争地方。由此便可见在汉朝的时候，中国便不主张与外人战争，中国的和平思想到汉朝时已经是很充分的了。到了宋朝，中国不但不去侵略外人，反为外人所侵略，所以宋朝被蒙古所灭。宋亡之后，到明朝才复国。明朝复国之后，更是不侵略外人。

　　当时南洋各小国要来进贡，归化中国，是他们仰慕中国的文化，自己愿意来归顺的，不是中国以武力去压迫他们的。像巫来由及南洋群岛那些小国，以中国把他们收入版图之中，许他们来进贡，便以为是很荣耀;若是不要他们进贡，他们便以为很耻辱。像这项尊荣，现在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像美国待菲律宾：在菲律宾之内，让菲人自行组织议会及设官分治，在华盛顿的国会也让菲人选派议员;美国每年不但不要菲律宾用钱去进贡，反津贴菲律宾以大宗款项，修筑道路，兴办教育。像这样仁慈宽厚，可算是优待极了。但是菲律宾人至今还不以归化美国为荣，日日总是要求独立。又像印度的尼泊尔国：尼泊尔的民族叫做廓尔额，这种民族是很勇敢善战的，英国虽然是征服了印度，但至今还是怕廓尔额人，所以很优待他，每年总是送钱到他，像中国宋朝怕金人，常送钱到金人一样。不过宋朝送钱到金人说是进贡，英国送钱到廓尔额人，或者说是津贴罢了。但是廓尔额人对于中国，到了民国元年还来进贡。由此可见，中国旁边的小民族羡慕中国，至今还是没有绝望。十余年前，我有一次在暹罗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长谈话，所谈的是东亚问题。那位外交次长说：“如果中国能够革命，变成国富民强，我们暹罗还是情愿归回中国，做中国的一行省。”我和他谈话的地点，是在暹罗政府之公署内，他又是外交次长，所以他这种说话，不只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是代表暹罗全国人的意见。

　　由此足见暹罗当那个时候，还是很尊重中国。但是这十几年以来，暹罗在亚洲已经成了独立国，把各国的苛酷条约都已修改了，国家的地位也提高了，此后恐怕不愿意再归回中国了。

　　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和诸君谈谈。当欧战最剧烈的时候，我在广东设立护法政府。一天，有一位英国领事到大元帅府来见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加入协商国，出兵到欧洲。我就向那位英国领事说：“为什么要出兵呢?”他说：“请你们去打德国，因为德国侵略了中国土地，占了青岛，中国应该去打他，把领土收回来。”我说：“青岛离广州还很远，至于离广州最近的有香港，稍远一点的有缅甸、布丹、尼泊尔，像那些地方从前是哪一国的领土呢?现在你们还要来取西藏。我们中国此刻没有收回领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国占去了的领土罢。德国所占去的青岛，地方还是很小，至于缅甸便比青岛大，西藏比青岛更要大。

　　我们如果要收回领土，当先从大的地方起。”他受了我这一番反驳，就怒不可遏，便说：“我来此地是讲公事的呀!”我立刻回他说：“我也是讲公事呀!”两人面面相对，许久不能下台。后来我再对他说：“我们的文明已经比你们进步了二千余年，我们现在是想你们上前，等你们跟上来。我们不可退后，让你们拖下去。因为我们二千多年以前，便丢去了帝国主义，主张和平，至今中国人思想已完全达到这种目的。你们现在战争所竖的目标，也是主张和平，我们本来很欢迎的。但是实际上，你们还是讲打不讲和，专讲强权不讲公理。我以为你们专讲强权的行为，是很野蛮的，所以让你们去打，我们不必参加。等到你们打厌了，将来或者有一日是真讲和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参加到你们的一方面，共求世界的和平。而且我反对中国参加出兵，还有一层最大的理由，是我很不愿意中国也变成你们一样不讲公理的强国。如果依你的主张，中国加入协商国，你们便可以派军官到中国来练兵，用你们有经验的军官，又补充极精良的武器，在六个月之内，一定可以练成三五十万精兵，运到欧洲去作战，打败德国。到了那个时候，便不好了。”英国领事说：“为什么不好呢?”我说：“你们从前用几千万兵和几年的时候都打不败德国，只要加入几十万中国兵便可以打败德国，由此便可以提起中国的尚武精神。用这几十万兵做根本，可以扩充到几百万精兵，于你们就大大的不利了。现在日本加入你们方面，已经成了世界上列强之一，他们的武力雄霸亚洲，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列强一样，你们是很怕他的。说到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国远甚。如果依你今天所说的办法，我们中国参加你们一方面，中国不到十年便可以变成日本;照中国的人口多与领土大，中国至少可以变成十个日本。到了那个时候，以你们全世界的强盛，恐怕都不够中国人一打了。我们因为已经多进步了二千多年，脱离了讲打的野蛮习气，到了现在才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愿意加人这次大战。”那位英国领事，半点钟前几乎要和我用武，听了这番话之后，才特别佩服，并且说：“如果我也是中国人，一定也是和你的思想相同。”

　　诸君知道革命本是流血的事，像汤武革命，人人都说他们是顺乎天应乎人，但是讲到当时用兵的情况，还有人说他们曾经过了血流漂杵。我们辛亥革命推翻满洲，流过了多少血呢?所以流血不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爱和平。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我从前总劝世界人要跟上我们中国人。现在俄国斯拉夫民族也是主张和平的，这就是斯拉夫人已经跟上了我们中国人。所以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今日就要来和我们合作。

　　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

　　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关于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毒)[弹]药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那种科学就是十七八世纪以后培根、纽顿那些大学问家，所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所以说到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在数百年以前，欧洲还是不及中国。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是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

　　世界主义在欧洲是近世才发表出来的，在中国，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说过了。我们固有的文明，欧洲人到现在还看不出。不过讲到政治哲学的世界文明，我们四万万人从前已经发明了很多;就是讲到世界大道德，我们四万万人也是很爱和平的。但是因为失了民族主义，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现在便退步。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英国话所说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为有道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是用什么做基础呢?是用民族主义做基础。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重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

　　【第五讲】

　　【(二月二十四日)】

　　今天所讲的问题，是要用什么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照以前所讲的情形，中国退化到现在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我们民族被别种民族所征服，统治过了两百多年。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长此以往，如果不想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中国将来不但是要亡国，或者要亡种。所以我们要救中国，便先要想一个完善的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

　　今天所讲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有两种：头一种是要令四万万人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在这个生死关头须要避祸求福，避死求生。要怎么能够避祸求福、避死求生呢?须先要知道很清楚了，那便自然要去行。诸君要知道知难行易的道理，可以参考我的学说。中国从前因为不知道要亡国，所以国家便亡，如果预先知道或者不至于亡。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多难可以兴邦。”这两句话完全是心理作用。譬如就头一句话说，所谓“无敌国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觉得没有外患，自以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外人不敢来侵犯，可以不必讲国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国。至于“多难可以兴邦”，也就是由于自己知道国家多难，故发奋为雄，也完全是心理作用。

　　照从前四次所讲的情形，我们要恢复民族主义，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现在中国是多难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经失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图恢复。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图恢复，便永远没有希望，中国的民族不久便要灭亡。统结从前四次所讲的情形，我们民族是受什么祸害呢?所受的祸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列强来的。所受的祸害，详细的说，一是受政治力的压迫，二是受经济力的压迫，三是受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这三件外来的大祸已经临头，我们民族处于现在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譬如就第一件的祸害说，政治力亡人的国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

　　中国此时受列强政治力的压迫，随时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生死。

　　应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国家，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么说兵力一朝可以亡国呢?拿历史来证明，从前宋朝怎么样亡国呢?是由于崖门一战，便亡于元朝。明朝怎么样亡国呢?是由于扬州一战，便亡于清朝。

　　拿外国来看，华铁路一战，那破仑第一之帝国便亡;斯丹一战，那破仑第三之帝国便亡。照这样看，只要一战便至亡国，中国天天都可以亡。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人，随时可以亡中国。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他们的陆军，平常可出一百万，战时可加到三百万。海军也是很强的，几几乎可以和英美争雄。经过华盛顿会议之后，战斗舰才限制到三十万吨，日本的大战船像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都是很坚固，战斗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鹅潭来的两只驱逐舰，中国便没有更大战斗力的船可以抵抗。像这种驱逐舰在日本有百几十只，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来和我们打仗，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而且我们沿海各险要地方，又没有很大的炮台可以巩固国防，所以，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止，最多不过十天;所以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美国海军从前多过日本三倍，近来因为受华盛顿会议的束缚，战斗舰减少到五十万吨，其他潜水艇、驱逐舰种种新战船都要比日本多。至于陆军，美国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学教育是强迫制度，通国无论男女都要进学校去读书，全国国民多数受过中学教育及大学教育。他们国民在中学、大学之内，都受过军事教育，所以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加多兵。当参加欧战的时候，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万兵。故美国平时常备军虽然不多，但是军队的潜势力非常之大，随时可以出几百万兵。假若中美绝交，美国自动员之日起，到攻击中国之日止，只要一个月;故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再从美国更向东望，位于欧洲大陆与大西洋之间的，便是英伦三岛。英国从前号称海上的霸王，他们的海军是世界上最强的。

　　自从华盛顿会议之后，也限制战斗舰不得过五十万吨，至于普通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都比美国多。英国到中国不过四五十天，且在中国已经有了根据地。像香港已经经营了几十年，地方虽然很小，但是商务非常发达，这个地势，在军事上掌握中国南方几省的咽喉。练得有陆军，驻得有海军，以香港的海陆军来攻，我们一时虽然不至亡国，但是没有力量可以抵抗。除了香港以外，还有极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陆军一齐来攻击，自动员之日起，不过两个月都可以到中国。故中英两国如果绝交，最多在两个月之内，英国便可以亡中国。再来望到欧洲大陆，现在最强的是法国。他们的陆军是世界上最强的，现在有了两三千架飞机，以后战时还可以增加。他们在离中国最近的地方，也有安南的根据地，并且由安南筑成了一条铁路，通到云南省城。假若中法绝交，法国的兵也只要四五十日便可以来攻击中国。所以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

　　照这样讲来，专就军事上的压迫说，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强国都可以亡中国。为什么中国至今还能够存在呢?中国到今天还能够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国自身有力可以抵抗，是由于列强都想亡中国，彼此都来窥伺，彼此不肯相让。各国在中国的势力成了平衡状态，所以中国还可以存在。中国有些痴心妄想的人，以为列强对于中国的权利，彼此之间总是要妒忌的，列强在中国的势力总是平均，不能统一的，长此以往，中国不必靠自己去抵抗便不至亡国。像这样专靠别人，不靠自己，岂不是望天打卦吗?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这种痴心妄想是终不得了的，列强还是想要亡中国。不过，列强以为专用兵力来亡中国，恐怕为中国的问题又发生像欧洲从前一样的大战争，弄到结果，列强两败俱伤，于自身没有大利益。外国政治家看得很明白，所以不专用兵力。就是列强专用兵力来亡中国，彼此之间总免不了战争。其余权利上平均不平均的一切问题，或者能免冲突，到了统治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冲突。既免不了冲突，于他们自身还是有大大的不利。列强把这层利害看得也很清楚，所以他们现在便不主张战争，主张减少军备。日本的战斗舰只准三十万吨的海军，英美两国海军的战斗舰只准各五十万吨。

　　那次会议，表面上为缩小军备问题，实在是为中国问题。要瓜分中国的权利，想用一个什么方法彼此可以免去冲突，所以才开那次会议。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张纸和一枝笔。用一张纸和一枝笔亡了中国，我们便不知道抵抗。在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中国虽然派了代表，所议关于中国之事，表面都说为中国谋利益。但是华盛顿散会不久，各国报纸便有共管之说发生。

　　此共管之说，此后必一日进步一日，各国之处心积虑，必想一个很完全的方法来亡中国。他们以后的方法，不必要动陆军、要开兵船，只要用一张纸和一枝笔，彼此妥协，便可以亡中国。如果动陆军、开兵船，还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国。至于用妥协的方法，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签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协的方法来亡中国，只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譬如从前的波兰，是俄国、德国、奥国瓜分了的。他们从前瓜分波兰的情形，是由于彼此一朝协商停妥之后，波兰便亡。照这个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后，中国也要灭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国家的情形讲，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就第二件的祸害说，中国现在所受经济压迫的毒，我前说过，每年要被外国人夺去十二万万元的金钱。这种被夺去的金钱，还是一天增多一天。若照海关前十年出人口货相抵亏蚀二万万元，现在出入口货相抵亏蚀五万万元，每十年增加两倍半，推算比例起来，那么十年之后，我们每年被外国人夺去金钱应为三十万万元。若将此三十万万元分担到我们四万万人身上，我们每年每人应担七元五角。我们每年每人要担七元五角与外国人，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每年每人应纳七元五角人头税与外国。况且四万万人中除了二万万是女子，照现在女子能力状况而论，不能担负此项七元五角之人头税，甚为明白。则男子方面应该多担一倍，当为每年每人应担十五元。男子之中又有三种分别，一种是老弱的，一种是幼稚的，此二种虽系男子，但是只能分利，不能生利，更不能希望其担负此项轮到男子应担之十五元人头税。除去三分二不能担负，则担负的完全系中年生利之男子。此中年生利之男子，应将老幼应担之十五元一齐担下，则一中年生利之男子每年每人应担四十五元人头税。试想我们一中年生利之男子，应担负四十五元之人头税与外国，汝说可怕不可怕呢?这种人头税还是有加无已的。所以依我看起来，中国人再不觉悟，长此以往，就是外国的政治家天天睡觉，不到十年便要亡国。因为现在已经是民穷财尽，再到十年，人民的困穷更可想而知，还要增加比较现在的负担多两倍半。汝想中国要亡不要亡呢?

　　列强经过这次欧洲大战之后，或者不想再有战争，不想暴动，以后是好静恶动，我们由此可以免去军事的压迫，但是外交的压迫便不能免去。

　　就令外交的压迫可以侥幸免去，专由这样大的经济压迫天天侵入，天天来吸收，而我们大家犹在睡梦之中，如何可免灭亡呢!

　　再就第三件的祸害说，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地球上，那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至少的法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却仍然故我，甚或减少。那么我们民族，被他们的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亦要灭亡，亦是显然可见的事。

　　故中国现在受列强的政治压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经济的压迫，刚才算出十年之后便要亡国;讲到人口增加的问题，中国将来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中国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的压迫，这三件大祸是已经临头了，我们自己便先要知道。自己知道了这三件大祸临头，便要到处宣传，使人人都知道亡国惨祸，中国是难逃于天地之间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祸临头，应该要怎么样呢?俗话说“困兽犹斗”，逼到无可逃免的时候，当发奋起来和敌人拚一死命。我们有了大祸临头，能斗不能斗呢?一定是能斗的。但是要能斗，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将至，才能够奋斗。所以我们提倡民族主义，便先要四万万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知道了死期将至，困兽尚且要斗，我们将死的民族是要斗不要斗呢?诸君是学生，是军人，是政治家，都是先觉先知，要令四万万人都知道我们民族现在是很危险的。如果四万万人都知道了危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便不难恢复。

　　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除了民族团体之外，有没有别的团体呢?我从前说过了，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贵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依我看起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兄弟、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是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所以说，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外国不如中国。因为中国个人之外注重家族，有了什么事便要问家长。这种组织，有的说是好，有的说是不好。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若是用个人做单位，在一国之中，至少有几千万个单位，像中国便有四万万个单位;要想把这样多数的单位都联络起来，自然是很难的。如果用宗族做单位，中国人的姓普通都说是百家姓，不过经过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只一百族，但是最多不过四百族。各族中总有连带的关系，譬如各姓修家谱，常由祖宗几十代推到从前几百代，追求到几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于别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这样宗族中穷源极流的旧习惯，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国人看起来，或者以为没有用处，但是敬宗收族的观念人了中国人的脑，有了几千年。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若说到灭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断绝，不由得不拚命奋斗。闽粤向多各姓械斗的事，起因多是为这一姓对于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占，便不惜牺牲无数金钱生命，求为姓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若是给他知了外国目前种种压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无从存在。若我们不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来成一个国族以抵抗外国，则苗、瑶等族今日祖宗之不血食，就是我们异日祖宗不能血食的样子。那么，一方可以化各宗族之争而为对外族之争，国内野蛮的各姓械斗可以消灭;一方怕他灭族，结合容易而且坚固，可以成就极有力量的国族。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功夫，譬如中国现有四百族，好像对于四百人做功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譬如姓陈的人，因其原有组织，在一乡一县一省中专向姓陈的人去联络，我想不过两三年，姓陈的人便有很大的团体。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团体之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互相联合起来，成许多极大的团体。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知道大祸临头，死期将至，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尚书》所载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他的治平功夫，亦是由家族人手，逐渐扩充到百姓，使到万邦协和，黎民于变时雍，岂不是目前团结宗族造成国族以兴邦御外的好榜样吗?如果不从四百个宗族团体中做功夫，要从四万万人中去做功夫，那么，一片散沙便不知道从那里联络起。从前日本用藩阀诸侯的关系，联络成了大和民族。当时日本要用藩阀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联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是一样。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国民，已经到了不得了的时代，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我们四万万人有了民族的大团体，要抵抗外国人，积极上自然有办法。现在所以没有办法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团体。有了团体，去抵抗外国人不是难事。

　　譬如印度现在受英国人的压迫，被英国人所统治，印度人对于政治的压迫没有办法，对于经济的压迫，便有康第主张“不合作”。什么是不合作呢?

　　就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给;英国人所供给的，印度人不需要。

　　好比英国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们作工;英国人供给印度许多洋货，印度人不用他们的洋货，专用自制的土货。康第这种主张，初发表的时候，英国人以为不要紧，可以不必理他。但是久而久之，印度便有许多不合作的团体出现，英国经济一方面便受极大的影响，故英国政府捕康第下狱。推究印度所以能够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于全国国民能够实行。但是印度是已经亡了的国家，尚且能够实行不合作;我们中国此刻还没有亡，普通国民对于别的事业不容易做到，至于不做外国人的工，不去当洋奴，不用外来的洋货，提倡国货，不用外国银行的纸币，专用中国政府的钱，’实行经济绝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问题，更是容易解决。中国的人口向来很多，物产又很丰富。向来所以要受外国压迫的原因，毛病是由于大家不知，醉生梦死。假若全体国民都能够和印度人一样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团体做基础联成一个大民族团体，无论外国用什么兵力、经济和人口来压迫，我们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哪一国，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制，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

　　【第六讲】

　　【(三月二日)】

　　今天所讲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

　　我们想研究一个什么方法去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却前几次所讲的话。我们民族现在究竟是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民族和国家在现在世界中究竟是什么情形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谓先知先觉者，以为中国现在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但是照我前次的研究，中国现在不止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讲，比方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丽比较起来，中国的地位似乎要高一点，因为高丽、安南已经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到底中国现在的地位，和高而、安南比较起来究竟是怎么样呢?照我的研究，中国现在还不能够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级。所以我创一个新名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地位。这种理论，我前次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今天不必再讲。

　　至于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

　　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叮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这个方法的更要去推广，宣传到全国的四万万人，令人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末，我们从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复起来。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亚洲占时最强盛的民族，莫过于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东边灭了中国，在西边又征服欧洲。中国历代最强盛的时代，国力都不能够过里海的西岸，只能够到里海之东，故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达到欧洲。元朝的时候，全欧洲几乎被蒙古人吞并，比起中国最强盛的时候还要强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没有维持很久。从前中国各代的国力虽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国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够长久，推究当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国其余各代的道德那样高尚。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裥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它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

　　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帐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只记入帐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合同。逢着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亏本。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损失五千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论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商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商国。但说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不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商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人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履行马关条约呢?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迫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的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是讲信义罢!”

　　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了觉，连知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读他们的书，便可以知道他们做到了什么地步。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

　　我们为什么不能治中国呢?外国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依我个人的眼光看，外国人从齐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国家庭看不清楚，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推求这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论，即一举一动，极寻常的功夫都不讲究。譬如中国人初到美国时候，美国人本来是平等看待，没有什么中美人的分别。后来美国大旅馆都不准中国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个美国船主谈话，他说：“有一位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毡上吐痰，真是可厌。j’我便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毡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毡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见中国人举动缺乏自修的功夫。孔子从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谨严。现在中国人便不讲究了。

　　为什么外国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呢?有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跻跻)[济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得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咪。”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或谓有气必发，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此更为恶劣之谬见。望国人切当戒之，以为修身的第一步功夫。此外中国人每爱留长指甲，长到一寸多长都不剪去，常以为要这样便是很文雅。法国人也有留指甲的习惯，不过法国人留长指甲，只长到一两分，他们以为要这样，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国人留长指甲也许有这个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们国民党尊重劳工的原理相违背了。再者中国人牙齿是常常很黄墨的，总不去洗刷干净，也是自修上的一个大缺点。像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我们虽然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知识，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不情愿过细来考察我们的知识。外国人一看到中国，便能够知道中国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学家像罗素一样的人才能见到;否则，便要在中国多住几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国几千年的旧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现在各国的政治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是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能力是怎么样呢?从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比如指南针，在今日航业最发达的世界，几乎一时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这种指南针的来源，还是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发明的。如果从前的中国人没有能力，便不能发明指南针。中国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针，外国人至今还是要用他。可见中国人固有的能力还是高过外国人。其次，在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东西，便是印刷术。现在外国改良的印刷机，每点钟可以印几万张报纸，推究他的来源，也是中国发明的。再其次，在人类中日用的磁器更是中国发明的，是中国的特产。至今外国人极力仿效，犹远不及中国之精美。近来世界战争用到无烟火药，推究无烟药的来源，是由于有烟黑药改良而成的，那种有烟黑药也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些重要的东西，外国今日知道利用他，所以他们能够有今日的强盛。至若人类所享衣食住行的种种设备，也是我们从前发明的。譬如就饮料一项说，中国人发明茶叶，至今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国皆争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类不少。讲到衣一层，外国人视为最贵重的是丝织品。现在世界上穿丝的人一天多过一天，推究用蚕所吐的丝而为人衣服，也是中国几千年前发明的。讲到住一层，现在外国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譬如拱门就是以中国的发明为最早。至于走路，外国人现在所用的吊桥，便以为是极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领。但是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走到川边、西藏，看见中国人经过大山，横过大河，多有用吊桥的。他们从前没有看见中国的吊桥，以为这是外国先发明的，及看见了中国的吊桥，便把这种发明归功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

　　但是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们祖宗之当时为世界之独强的。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我们要学外国到底是难不难呢?中国人向来以为外国的机器很难，是不容易学的。不知道外国所视为最难的是飞上天，他们最新的发明的飞机，现在我们天天看见大沙头的飞机飞上天，飞上天的技师是不是中国人呢;中国人飞上天都可以学得到，其余还有什么难事学不到呢?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本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的长处是科学，用了两三百年的功夫去研究发明，到了近五十年来，才算是十分进步。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最新发明的物力是用电。从前物力的来源是用煤，由于煤便发动汽力，现在进步到用电。所以外国的科学，已经由第一步进到第二步。现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是要把全国机器厂所用的动力即马力都统一起来。因为他们全国的机器厂有几万家，各家工厂都有一个发动机，都要各自烧煤去发生动力，所以每天各厂所烧的煤和所费的人工都是很多。且因各厂用煤太多，弄到全国的铁路虽然有了几十万英里，还不敷替他们运煤之用，更没有工夫去运农产，于是各地的农产便不能运出畅销。因为用煤有这两种的大大不利，所以美国现在想做一个中央电厂，把几万家工厂用电力去统一。将来此项计划如果成功，那几万家工厂的发动机都统一到一个总发动机，各工厂可以不必用煤和许多工人去烧火，只用一条铜线，便可以传导动力，各工厂便可以去做工。行这种方法的利益，好比现在讲堂内的几百人，每一个人单独用锅炉去煮饭吃，是很麻烦的，是很浪费的;如果大家合拢起来，只用一个大锅炉去煮饭吃，就便当得多，就节省得多。现在美国正是想用电力去统一全国工厂的计划。如果中国要学外国的长处，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用一个大原动力供给全国。这样学法，好比是军事家的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我们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的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一样，大家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二齐消灭。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列强。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过五大强国，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

　　但是中国到了头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好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志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据上海孙中山故居所藏的孙中山亲笔改正本——以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的《民族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为蓝本进行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