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物理、电子工程和经济学三个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当时我们的校长，中国著名科学家田长霖老师，也是中星微电子创始阶段的投资人之一，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在帮助我的时候特别提到，你获得的三个学位是伯克利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你把所学带回中国，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对我说的话。1999年，我决定回国创业，也实现了田校长给我这三个学位时我深深的希望。

1999年11月14日，在中关村一个破旧的仓库里，我和我的三个朋友杨晓东、张辉、金兆伟开始了中星微创业的第一天。那时候创业很难。记得冬天，仓库里暖气不热的时候，张辉的手冻裂了。对于一个像他这样从硅谷回来的医生，一个曾经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研究人员来说，他的手上有冻疮。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创业，对别人来说有点不可想象。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选一个好点的办公室。我想，一方面是从省钱的角度出发，另一方面，如果能度过过去的第一年的冬天，可能会度过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只有这样，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和秋天。于是，第一年的冬天，我们不仅活了下来，还招募了一些新人。我们就在仓库外面租了它的会议室，后来把它改成了车间。今天我们有40多位从硅谷回来的留学生，创新核心技术，我们的起点很辛苦。所以，我想告诉那些想自己创业的年轻人，不要因为自己面临的挑战而不知所措或者悲观。正是这种挑战可以让你的个人承诺更加可行，让我们更加强大。

2001年3月，经过十个多月的努力，我们开发出第一款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进入飞利浦等国际企业的产品。也是在2001年，我们四个创始人中的三个去日本卖芯片，拜访索尼。索尼的一个董事，我们见面的时候，当时只说我们是北京人，想卖给他们图像处理，摄像等芯片。他们说我们索尼有几千个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是这项技术的创始人。如果你想学习，你可以看看展览和产品，但我们没有时间听你的产品介绍，我们还需要参加其他会议。我们和他约好了一个小时，但是只聊了五六分钟。我们很尴尬。你看，我们去了日本，小公司，没赚到钱。我们支付了机票、酒店住宿等一系列费用。我们只去了日本五分钟。出门的时候，我对张辉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二战后，盛田昭夫创立了索尼公司。他最敬佩，最想竞争的公司之一就是飞利浦。他去了荷兰飞利浦所在的小镇，想和飞利浦交流。在他的自传中，有一次他提到他在飞利浦外面喝咖啡。当时服务员很少见到亚洲人，就问他，你是哪里人？他说他来自日本。他说他想见飞利浦。飞利浦的电器很棒，等等。作为友好的表示，服务员说，哦，我们这里也有日本产品。他走到后面拿出一把日本纸做的小伞，就是那种放在饮料杯里的小伞。他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回来把这件事当成故事来激励大家。他一回来就给索尼定了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希望索尼研发的技术和产品能让我们所有的员工在其中找到快乐和自豪。第二，争取日本的重建。

我更加坚定了对索尼锻炼的信心，我要挑战，我要回来，我要进入索尼！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回来后，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全公司。当时我们已经进了三星和飞利浦。我说我们必须进入索尼。虽然是鼻祖，但是相机、摄影等设备都是索尼发明的，索尼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之一。我们也必须进入索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