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需要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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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治疗是花费巨大的，而且很难显著提高生存率。
在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你可以在肿瘤科的走廊上看到成群的人在走廊上排队。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身患可治愈肿瘤的人只能接受化疗，而不能接受放射治疗与手术。其实在低收入国家里，90%的人没有条件接受放射性治疗的条件。
而在发达国家，新型药物、放射治疗技术的开发也是举步维艰的，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有277例癌症治疗方案进入临床试验，但是仅仅有15%的治疗方案能显著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或者改善其生活质量。根据调查显示，花在开发新药的钱越来越多，但是有效的质量方案却是越来越少。

在那些低收入国家里，有时候，进行癌症的相关治疗对患者是弊大于利的。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原文作者，下文同)在40多个国家当过临床研究者，组织了十几项癌症控制项目。根据我们20多年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经验，我们发现，癌症的治愈率其实与治疗方式是否高明并不明显的相关，癌症治愈率其实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水平相关性较高。
为了提高全世界大约1600万癌症病人的存活率与生活质量，科学家、医生、政治家、组织团体都致力于将合适的治疗传达给需要的人。
癌症病人的数量仍在上升。过去的十年间，全世界有1270万人患上癌症，这带来了2900亿美元的市场。到了2030年，癌症病人将增长至2170万，带来4580亿美元市场。这主要是因为老龄化的加剧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是不同国家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

在欧洲各国，不同地区疾病的死亡率相差很大，例如，在2014年丹麦的乳腺癌死亡率与立陶宛的死亡率相差14.5%。对于直肠癌，不同国家的死亡率要相差32%。
同样的，在亚洲，不同地区在被诊断患有恶性肿瘤后一年内死亡率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例如，马来西亚人在被诊断有乳腺癌和直肠癌后的一年内死亡率是12%，而在缅甸，这个比例是45%。此外，在泰国，四分之一的人在治疗完癌症后变得倾家荡产，而在越南，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二。
很多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医院都缺少基础设备和能够治疗各种癌症的专业人员。例如孟买塔纪念中心地印度最也是最大的癌症治疗研究中心。大约有164位高级医生在这里工作，该机构每年要接收40000病人。相比于美国安德森肿瘤中心其每年接收33000病人，但是医生数目几乎是印度的11倍(1834个医生)。
同样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仅有16个国家拥有基础服务中心，这些地方治疗机构也只是拥有诊断癌症的机器，与经过训练后的工作人员。像是非洲这样的国家，医生与普通人的比例是1：230000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大概是1:15000或是1:20000(几乎差了两个数量级)。
除了一些经济上的因素，一些管理上的缺失也让临床实验室难以发挥其用途。在坎帕拉2011年仅有5%的病理实验室能够拿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一般来说，缺乏训练的医师的误诊率也会相对较高。
此外，病人不及时就诊也是造成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在突尼斯，乳腺癌的五年内存活率仅为68.4%，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身患乳腺癌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一些丈夫会阻止他们的妻子看医生，而且身患乳腺癌很可能导致他们离婚。
在一些发展不太完备的地区，一些便宜的诊断方法对于早期发现癌症有巨大帮助。也就是说在那些欠发达地区开展一些低花费的治疗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将目光聚集在靶点治疗和免疫药物的开发上。一些新兴技术逐渐崛起，例如机器臂手术。一些新的放疗技术，例如螺旋断层放疗(一种利用螺旋断层定位到机体发生病变的位置)和质子束疗法成为研究的热点。
一些新兴国家如今都非常积极地进行新技术的开发。但是他们仍然是经济欠发达的，他们很难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他们总是投入很大而收效甚微。
就拿安维汀来说，在美国进行安维汀的相关治疗需要花费近4000至5000美元每月，而与之相比疗效相当的药物三苯氧胺每月仅需花费50美元。而安维汀在印度是一种标准治疗转移性直肠癌的手段，其能延长的生存时间也仅仅是6周。而且在印度，能够真正掌握安维汀用法的病理学家也是少之又少。也正是因为这点，印度大部分癌症患者倾向于选择三苯氧胺，这让乳腺癌的治愈率提高了10%。
尽管质子束疗法拥有不确定的治疗效果，但还是有大约18个质子束仪分布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一台质子束仪的价格大概是1.4亿美元，这些购买仪器的国家大部分都背负着60%的收支赤字。
在低收入国家，仅仅有5%的癌症患者能接受正规、便宜、有效的治疗，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个情况稍微好一些，大概22%。但是这些国家还是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在免疫治疗药物的开发上，他们应该开发的是更接地气的治疗方案。
总之，在一些新兴国家，一边是追求疗效甚微的新兴药物，一边是基础治疗方案的缺失。

三个转变
为了修复这些发展的不平衡，转型应该从三方面进行：社会、经济、投资。

改变全球思维。媒体总是在宣扬“新的东西就是好的”。而且将疾病宣传复杂化也能更轻易地说服一些外行的投资者，让其能拿出更多的资金进行高新技术的投资。
一些癌症宣传团体、研究机构、和癌症病患团体应该尽量减少那些昂贵治疗方案的宣传，特别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的研究团体一直在要求政府对高新技术进行投资。
而且，一些的科学辩论，严谨的科学审查，公正的媒体报道能促进科学的创新并造福于民。
此外，一些基础设施也应该跟进，例如健康保险公司、和一些银行金主应该投资于一些能对患者有直接帮助的项目。也就是说，一些能够应用于临床的科研项目应该被给予投资的倾斜。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无法确定一项科学研究是否真的能对患者有意义。

人力和社会资本。资源在病人、技术发展、可治愈癌症之间的分配应当更平均一些。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和WHO)应当给癌症相关项目更高的关注，应当派遣更多的人力资源于此，还应该在早期诊断上下更多的功夫。
多种因素共同发力的战略在很多领域上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例如国际联手开展艾滋病相关项目。除了关注于艾滋病本身，关于艾滋病的社区活动、普及教育等有效的支持了艾滋病的防治。
一些合作也很好的推进了癌症治疗的发展，肯尼亚埃尔多雷特的莫伊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和一些资金充裕的癌症中心的合作帮助四千多名肯尼亚人获得了高质量的癌症治疗，治疗是建立在护理模式地分享和外科医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之上的。印度政府向越南和蒙古等国家出口印度制造的放疗设备，给穷困地区带来福音。
此外，对于癌症治疗的投资也会间接带来巨大收益，在欧洲，将抽烟人数降低5%大概能节省100多万欧元的治疗费用。

实行问责制和标准化制度。制药公司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改进制度，它们将赚不到钱，尤其是在新兴国家。 但昂贵的癌症药物仍然需要进口，这让技术缺失的国家只能依靠进口。 而像印度和墨西哥这些的国家医疗保险制度，只需要把政府的钱花在有效的治疗方案上就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 印度的国家癌症治疗体系，将政府保险偿还与信用系数相联系，可以促进医疗保险的忠诚度。事实上，在一些医疗保险不受监管的许多国家，利用癌症治疗技术来获取巨额利润也是正在面临的难题。
同样的，一些癌症研究中心的认证系统通过患者反馈和同行评议获得打分，进行定向的改革。 他们也鼓励建立专家评议中心。 过去25年的数据显示，如果外科医生团队是由多学科学者组建的，患者会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一些高端的仪器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并不能缓解癌症所引起的的社会负担。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更经济、公平、有效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