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神贯注地学习

我知道自己在高中时化学和数学都学得很差：我感觉这两门课都很枯燥和复杂。但是英语也没能考个好些的分数，就让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喜欢这门课。我本想把英语学得出色一些，结果还是失败了，这让父亲更加肯定地认为，我的真正才干也许只有在当了裁缝时才会显露出来。

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也是最应该继承父亲在新泽西州大洋城的裁缝店的人——那是我父亲的祖辈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传下来的宝贵手艺。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学校当记者，而且在高中三年级时的成绩又下降了，父亲就越发坚持让我把时间花在他的工作间里。他让我学裁剪和怎样缝裤腿、开钮扣孔。

他说，当裁缝至少是一个让我可以活命的“铁饭碗”，并且重复着我说过的一个愿望：“你不想高中毕业后到巴黎住吗?”其实我知道，即使到了巴黎，也不过是在我大伯的公寓中的一间客厅里住。大伯在1911年时离开了意大利，在巴黎开着一间红火的裁缝店，很多名人都是他的顾客，我可以到那里当学徒。

但是，我看着父亲干活，觉得当裁缝是件无聊、费时而又要求很高的事，父亲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件衣服，在缝一件丝绸或毛料衣服时，他要用手指感觉出针的走向。如果他觉得衣服做得不够完美，还要把它拆了重新做。

我从没想过要当一名裁缝，但每当父亲提到巴黎的时候，我还是恭敬地听着。在有一次我认真地写了一篇关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元老级人物阿多夫·奥克斯的论文后，父亲更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我的英语成绩——我那篇论文后来只得了个B——。

B——不是老师给过我的最低的分数，我得的多数是C，有时甚至是D。有一次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中拼错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后，我甚至得了个F。那位女老师批评我的作文写得太“啰嗦”而且“拐弯抹角”，有时候她还会用红墨水给我写下评语：“语法!语法!语法!”

美国没有哪位裁缝会比我父亲更加推崇奥克斯的了。1920年移民至美国后，父亲每天都会阅读《纽约时报》，通过借助词典，读报扩大了他的词汇量。所以每当他因为我没考好英语而替我失望时，我都会以没时间读报来为自己找借口。

奥克斯本人就是在没有老师鼓励的情况下开始他的事业的——他在上学时也是成绩平平，但在后来的生活中显露出了他的才华。

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妹妹住在我们商店的顶楼里。虽然家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但我的母亲是她们那代意大利籍美国人中少数不愿下厨房的一个。相反，她是个事业型女人，一位把老顾客视为最好朋友的商业家。

她会在她的女装店里招待顾客，她经常打发我去杂货店给她们买汽水、茶或冰激凌，好像这些人就是她家里的客人一样。她会和她们进行私人交谈，从而赢得她们的信心和信任，或早或晚地就能够说服她们买下大部分她建议的衣服。

我母亲的服装店满足了优雅而细致的女性的需求，包括牧师的妻子、银行家的妻子、桥牌爱好者等等。这些女人戴着白手套，一个接一个地试穿衣服，谈论自己的生活。

在我母亲优雅风度的背景下，我们店当时就像一个脱口秀。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许多与人相处的有用方法，许多年后，当我开始就一些文章和书籍采访作者时，这些方法就派上了用场。我了解到，当一个人想要解释自己时，很难分辨，千万不要打断他们的谈话。在那个时候，人们通常是诚实的，他们在主题上的停顿或突然的变化可能表明有些事情会使他们感到尴尬或烦恼。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在妈妈的服装店里跑腿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起我的父母6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将爱、宽容和许多天赋结合在一起，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教室或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正是因为这些积累，我才得以后来成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和撰稿人。